[转载]通往地狱之路是每一个沉默的奴隶铺就的！

  通往地狱之路是每一个沉默的奴隶铺就的！ 


                ----文、高鹏飞

 在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晚清时期，世界上有句很著名的话是：做19世纪的中国人简直是一种苦刑。其实，做20、21世纪的中国人又何尝不是啊！四处流浪的吉普赛民族有句悲情千古的谚语：我死后请将我站立着埋葬，因为我已经跪着活完了一生。这句话用在从来都不知尊严为何物的中国人身上仍然恰如其分。蒋公介石上世纪对同胞曾有句入木三分的剖析：中国人并非不知道某党的罪恶，只是因为奴入骨髓，不受到十八层地狱的痛苦是不会觉醒的。现在读来不禁为之高瞻远瞩洞明深刻而拍案叫绝！在读《帕斯卡尔的思想哲学》时看到这么一句话：“让我们想象有一大群人披枷带锁，都被判了死刑，他们之中天天有一些人在其余人的眼前被处决，那些活下来的人就从他们的状况里看到了自身的状况，他们充满悲痛而又毫无希望地面面相觑，都在等着轮到自己。这就是人类状况的缩影。”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全人类的缩影，尤其像是中国大陆人的缩影。

西方人天生是本性，中国人骨子里是奴性，本性天生是寻找真理，奴性天生是寻找主子。当西方列强向慈禧施加压力，支持中国变法维新，千万义和团却站起来扶清灭洋，誓死保卫大清朝，大清国的统治者站在金銮殿上纵声大笑：“好一群奴才”！辫子留的太长了，便不愿意剪掉，马褂穿的太久了，便不愿意脱下，暗室里呆久了，便拒绝光明的来临，膝盖跪的太久了，便不愿堂堂正正地站立。汉人汪精卫刺杀侵略者满清摄政王，却被路过的汉人同胞告密，锒铛入狱，险些丧命。这就是奴入骨髓的汉人。人民的奴性并非是偶然自发形成，而是千百年来当权者有系统、有组织、有目的、有预谋地不厌其烦地执行的一项“抽骨”政策。强权欲奴民弱民必先愚抿，愚抿的第一要务则是抽掉我们的精神脊梁。在慌言和爆力下，野猪被奴化成家猪。妄图把民族中最卓越的少数豪杰赶尽杀绝，然后只剩一群一盘散沙摇尾乞怜的顺民，以便于江山永固、传之万世。当权者把他自己的敌人混淆成被他绑架了的整个民族的敌人，以便于驱使大批的“爱国”猪猡们去充当炮灰捍卫“国家和民族”，其实是保卫金銮殿里的那张龙椅。鲁迅说过一句话：“把沦为异族奴隶之苦告诉国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结论：那么，我们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隶罢。”但如鲁迅一样清醒的人毕竟太少，多数中国人甜蜜地、心甘情愿地、乐此不疲地、津津有味地做自己人的奴隶。

我认为当前中国的绝大部分还是群氓、奴才、罪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群氓。“群氓就是聚集起来的表现为同质均一心理意识的人类群体，他们拒绝理性而复杂的思考，对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只简单地选择两个极端，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误。群氓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非常的偏执、可怕的敏丵感、荒唐的自大、和极度的不负责任，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过分自负、过份狂热。对群氓来说，在恐怖和兴奋、“万岁”与“打倒”的呼喊之间没有任何中庸之道。”虽然纹割已经过去30多年了，但纹割的遗毒仍然没有消散，一大半人还拥有纹割思维，活在纹割的阴影里，这遗毒无色无味，但杀伤力极大，在潜移默化中扭曲人的心智，混淆人的是非观。只要中国人一日不摆脱强权崇拜和奴隶思维，中国离健康文明自由的目标就越远。

中国人还是一群病入膏肓的人，普遍精神残缺却毫不自知，这种病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同呼吸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由于中国人经过60年的刻意改造，一种病毒已经像基因一样植入中国人的思维里，根深蒂固。自出生便浸泡在这充满毒素的环境里，所以对一切不正常的事物也习以为常，以为世界本即如此，对自身毒入骨髓了无察觉并顽固地自以为是。

一位检察官曾迷惑地问希特勒的助手戈林：“你们少数纳粹党人，怎么会让所有德国人心甘情愿地跟着你们干坏事呢？”戈林说：“老百姓都是愚抿，你只要让他们相信他们正处于危险之中，只要跟着领袖就可以避免被害，他们就会放弃理智，迷信领袖，干任何事情都会认为理由充分。”希特勒说，大众在我手里就是随便玩弄的女人。以连坐法威胁一切敢于反抗的志士，是他们控制人民最毒辣的手段。面对一些敢于反抗挣扎的人，很多人说：“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的，要学着适应社会，社会不会去适应你的。”这种话就是精神被荼毒所表现出来的安于现状逆来顺受的奴性思维。很多人之所以愚蠢地做最无知的滑稽表演，是因为它们暂时没有途径接触到真相，可悲哀的是，你把真相摆在它们面前时，他们还百般狡辩顽冥不化，活脱脱一副吸精喝脓奴才相。这再次证明了当局意识形态教育的成功。列宁在《纪念葛伊甸伯爵》一文中写到一段话：“意识到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英雄；意识不到奴隶地位而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赞美奴隶生活并对和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这说的不就是100年后的中国人么？

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曾概括道：“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以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惭？”这就是缺乏信仰的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即令受羞辱也要活下去，“像畜生一样地活下去！”德国思想家耶林说过：为权利而斗争是每个人应尽的社会伦理责任。而我们中国人根本就没有权利、权力、义务、责任的意识。中国人搞不懂个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明白个人的抗争对于政治的影响作用。在他人权利受侵犯时漠然以视，在自己权利受侵犯时只能哭天抢地。对他人的灾难熟视无睹，在自己面临灾难时也必然收获他人的冷漠表情。中国人做为一种高级生物种群没有完成自身的义务，是不合格的，是有罪过的，中国人的表现玷污了伟大人类的称谓。

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刹纪念碑上，一个叫马丁·尼默勒的德国牧师留下了沉痛的忏悔之语：“起初他们追杀供铲主义者，我不是供铲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会员，我不是工会会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我姑且可以这样改编一下。现在受残酷压迫的工农当如此忏悔：“起初他们追杀三抿住义者，我不是三抿住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抗倭帼军，我不是抗倭帼军，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知识分子，我不是知识分子，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进步学生，我不是进步学生，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冲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爱德蒙．伯克说：“邪恶获得胜利的唯一条件是善良人的保持沉默！”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记取社会转变的悲剧不是因为坏人的喧嚣，而是因为好人的过度沉默。”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男人回家途中听到一女人被强尖的救命声，为避免惹祸上身，对之置若罔闻，赶快回家。几个月后，他的女儿衣衫不整地踉跄回家向父亲哭诉被糟蹋的惨遇。面对罪恶，沉默即是帮凶。

德国达濠集中营入口处刻着的17世纪一位诗人的名言：“当一个政犬开始烧书的时候，若不加阻止，它下一步就要烧人。当一个政犬开始禁言的时候，若不加阻止，它下一步就要灭口。”告诫追求光明的同志们，请万万铭记。当在硒单民住墙上提出第五个现代化的魏经声身陷囹圄时，你不阻止，下一个被捕的就是持不同政见者杜岛彬；当《忠国抿煮格命之露》的作者海外抿韵之父王丙章博士被判无期徒刑时，你不发声，下一个被他们带走的就是创建毒立中文笔会发起2008年宪障的刘潇啵；当致信中央公开反对某谠一当转政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铨被强行扣上铁铐判刑10年，你不愤怒，下一个就是牢笼中经受50余日酷刑折磨的高至晟；当艾大胡子无助地被押上警车，你不声援，杨恒均离“手机没电”也不远了；当文弱的梁海怡在万人围观下被熊猫架走，你不奔走呼号，终有一日你会感到铁窗下你的身影是那么那么的孤独。

当彭德怀被毛投入监狱乱棍毒打时，家犬罗瑞卿跳得最高，后来罗瑞卿被关在自己修建的秦城监狱与彭德怀隔壁。当彭真被毛迫害时，胆小怕事的刘绍奇助纣为虐，下一个被整的就是刘绍奇。当刘绍奇惨遭批斗时，为求自保的林彪与毛坑瀣一气，下一个被整的就是林彪。当林彪被毛陷害，自私怯懦的周恩来与毛狼狈为奸，下一个被整的就是周恩来。当49年以前为供铲主义摇旗呐喊对讨伐国民证府不遗余力的知识分子，49年后连“不须放屁”的权利都被剥夺，几乎全部惨遭迫害。当毛魔头为了争夺权力不惜让国人“受二茬苦、遭二茬罪”发动纹割斗知识分子时，学生红卫兵们充当恶魔打手，竭力为破坏中华文化冲锋陷阵，利用价值消失之后转瞬被毛打入贫穷的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赤贫的农民们丧心病狂地瓜分虐待地主富农的财产妻儿时，他们大概不会想到尊敬的伟大领袖日后会故意制造大饥荒减少中国人口。当80年代末北平流泪时，大陆首富牟其中大骂学生坏了他的生意，不久这位曾经证府的座上宾就沦为阶下之囚，22年前学生和知识界都起来时，中国十亿农民工人基本没有声援，结果是如今的工农受残酷的、灭绝人性的、令人发指的剥夺压榨而无处诉说。有因有果，善恶自明，或许这一切都是报应吧！

自去年末以来，缅甸军证府释放昂山素姬了，越共改割了，尼泊儿选举了，柬埔寨抿住了，突尼斯人民胜利了，埃极、约旦人民也走上街  头了，也门、巴勒斯坦人民也站起来了，利比亚人民也用鲜血证明了他们不是孬种，大陆人民还在等，像戈多一样，在等待中迷失自己的方向，最终不知道在等什么。金字塔已倒下，万里长城却还在加高，北非的文明古帼军民合力共争自由，而东方文明古国的百姓却满足于一顿年夜饭和4小时洗脑节目。有装睡的，有真睡的，有没醒的，有醒了撞不破铁屋的，有撞破铁屋逃出去的。我一直认为称大陆人民是奴隶是对奴隶的侮辱，因为奴隶尚懂得反抗，而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奴隶并为此奴隶角色陶醉。听到这么一个故事，一个走出家门的埃极民众向另一个不愿出门的人说:Why don't you go out? You want to be a Chinese?(你为什么不出去？难道你想成为一个中国人吗？)这就是中华民族在某党的蹂躏强尖阉割下在世界人眼中真实的印象，这对于仍然像清末时一样盲目自大的大陆国民来说，绝对是不愿相信的。我有时甚至在想大陆人民或许不是在装睡，而是他们真的睡着了。 

歌命的统计学有这样一种说法：1000个人腹诽的话，会有100个人敢于写文字批评；100个人愿意写文字批评的话，会有10个人敢于签名清愿；10个人愿意签名清愿的话，会有1个人敢于街头思威。勇敢的人可以单独站出来，但神勇的人是让那1000个腹诽的人都和他一起站出来。导致中国目前的悲剧不仅仅是由于毒裁者的野蛮残酷，还有人民的怯懦退缩。当他人遭受厄运时你仍然沉默不语逆来顺受，厄运降临到你的头上时你将独自承受。没有人民普遍的忍辱偷生怕死苟安，他们就断不敢如此嚣张狂妄肆意妄为。没有知识分子集体哑然明哲保身的犬儒态度，他们就不会如此随心所欲丧失道德底限鱼肉苍生。真如恩格斯所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证府，奴才民族也只佩拥有罪恶卑劣的证府。

国人窝里斗的本领世界第一。举知识界的例子来说吧。先不说中国目前思想界存在左中右三派，就只看被佐派污蔑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大致情况。境外知识分子与大陆知识分子存在非常大的矛盾，体制内知识分子与体制外知识分子也存在着很大矛盾，精英知识分子与草根知识分子同样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之间也是水火不容，而上述所谓知识分子还都是倾向于珉主宪证的人士。如果中国人不能改变一盘散沙的国民性，十几亿的国民将世世代代永远沦为极少数因利益而捆绑在一起的流氓强盗的奴隶。如果证府不开明，人民再不团结，“西潮鲜”的桂冠将被中国永远霸占。这并非没有可能，要知道砖制的满清统治了中国267年之久，北朝鲜人鬼杂居的状态的也已历60余年至今没有丝毫进步的迹象，中国的命运前途也并不值得乐观。当一段残酷恐怖的岁月过去后，人们会惊讶：这样的国家竟然存在过？处在这段残酷恐怖岁月中的人们难道能做的仅仅是哀叹：“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吗？        

在砖制国家里，没有人永远安全。在通往地狱之路上，我们每个人都罪不容辞，每个人都自觉地添了砖。只要还有一个奴隶存在，每个人都还有成为奴隶的可能。一个不懂的自救的民族，谁也挽救不了他。今天是5月9日，如果我没有估计错，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它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是啊，中国人总是那么容易遗忘历史，不喜欢铭记教训。1915年的5月9日，是个很不平凡的一天，这一天之后，中国又多了一个国耻日。如果中国人仍然一如既往、争先恐后、拼命地忘掉自己民族的历史悲剧，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必将再次迎接新的国耻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很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睡吧！

中国人民正坐在一辆破旧的从德国进口、后在俄国试行的、行驶在单行道的巴士上，明知驶向悬崖，却无能为力，因为司机太固执了，坚定方向是对的，固执地认为这辆被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抛弃的破巴士还能用。邪恶顽固的司机驾驶的这辆车连同车上的乘客离光亮的村庄越来越远，离悬崖越来越近，一些机敏的乘客已经意识到大难将至，有的人帮助司机扭转方向，有的人劝司机立即急刹车，有的人主张夺取巴士的驾驶权，但都被手操镰刀的剽悍司机保镖刺死捅伤，躲在车最后排的一大群人得意地嘲笑倒地呻吟的人“不识时务”，自以为认为自己是安全的，当先觉者的鲜血缓缓流到他们的脚下时，这群人一边嫌弃地挪挪脚以免鲜血染及自身，一边嘴角露出掩饰不住的怪笑，那笑，是我所见到的最狰狞、最可怕、最让我绝望的笑。

老五毛胡锡进为什么输给了小五毛周小平？

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为“网络作家”留了两个名额，无论竞争如何激烈，胡锡进应该都是不二人选。结果却大出意外：胡锡进竟然败给了周小平、花千芳。这样的结果，胡锡进本人效仿司马南把脑袋夹扁，应该也弄不出个头绪来。

抛开内容，就网络影响、文章质量、出产数量（胡锡进自己说“一天写一篇社论”）等，胡锡进都当之无愧，哪怕见了胡锡进名字就反感的网友，至少不会拿“作家”去刷它。偏偏周小平成了全国“网络作家”的两个代表之一。

胡锡进输在哪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第一，胡锡进是一条好狗，周小平则是疯狗；在狗的主人看来，周小平的威力当然大得多，不怕狗的大有人在，不怕疯狗的还没有听说过。第二，胡锡进虽然不要脸，却犹如一个暗娼，进了门做见不得人的事，出了门还要要装出一幅人模人样来；周小平完全撕破脸，全裸上阵，直让犹抱琵琶半掩面的胡锡进相形见绌。第三，胡锡进再滥，总是认认真真做作业，虽然一如既往偏题；周小平则是交“白卷”，只要卷上写满“爱党爱国爱我中华”，它就敢交出去，这是张铁生成为“白卷英雄”的法宝，也是周小平成为“正能量作家”的法宝。

这就是胡锡进败给周小平的三大启示：好狗输给疯狗、暗娼输给明妓、好生输给差生。这又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不但进入了好人变坏的时代，还进入了坏人变得更坏的时代。在这个更坏的时代，连不够坏的胡锡进也只能被淘汰。

中国人为什么享受猪圈里的生活？ 许锡良

中国人为什么享受猪圈里的生活？

　　　　　　　　　　　许锡良

1、如果有人问我中国文化最应该从哪方面改进?我以为，最好是从去圣开始。老子的《道德经》里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庄子也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说得极是。圣人是靠大规模、长时间里的造假打造的。所以说圣人无不有伪。中国二千多年里的几乎所有的儒家圣人都经不住仔细考究与追问。所以，圣人徒，常常是不允许别人追问与反思的。比如，蒋庆先生就说过：“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所以，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这里面的问题关键就在于拒绝将圣人放回到普通逻辑层面上来作追问与探讨。也就是说，圣人可以逃出事实真相的追查，可以逃出逻辑理性的探讨。因为，事实真相与逻辑理性是不分圣人还是凡人，在这些面前一律是平等的。蒋庆用“天赋圣权”这样似是而非的论断将圣人高高举起，远离了科学探究与逻辑上的检验。

2、在西方，出现“天赋人权”之前是“天赋神权”，或者“君权神授”。权力来源是经过一翻认真的探究的。即使是“君权神授”，也一样要经受住逻辑的检验。从奥古斯汀到阿奎那，他们的神学著作，也一样要经住逻辑的检验，直到18世纪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都是要靠逻辑说话的。在中国，“天赋圣权”，只是一种对中国二千多年来的圣人文化的一个总结。就中国历史文化而言，这倒也是一种事实。但是，这种事实是建立在愚民的基础上的。如果说过去是一种事实，现在就没有了存在的依据。

3、天赋圣权，如果就事实层面来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圣人文化在中国存在？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始终没有诞生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这是圣人文化盛行的前提与基础。而中国的儒家圣人文化又是无神论的，这种文化继而进一步强化了圣人文化。因为，人活着总得信仰一点什么。如果心中无神，那么，心中也应该有一点什么。这样圣人就趁虚而入了。被圣人文化笼罩了二千多年的中国，我们被眼前的实利困住了。读书人，本应该是一种思考的人，读书人的事业本应该是思考的事业。却被“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占据了大脑的全部空间。探究奥秘的乐趣让位于世俗的金钱、美女与口腹之乐。生存在这样的圣人文化的中国人确实像获得了一头猪的快乐，也就是猪人的生活是没有错的。

4、中国人在去圣之后，就可能回归到生命的个体，从而真正重视人的生存幸福与作为人的存在的尊严。凡伟大的事业与圣人的崇拜，都是以蔑视与践踏无数的普通凡人的生活幸福、生命的尊严为前提，为代价的。因此，一切伟大的事业都是危险的事业。一切圣人的出现，都是以蔑视普通平凡人的尊严为基础的。然而，“小小我”的生命，并不是为着伟大的心脏增添一滴血液而来的，出自造物主的“我”，自然有我存在的价值。如果你想到宇宙中存在着一个神的力量，那么，圣人与我这个普通平凡小生命一样，都是神的杰出，在神的力量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谁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僭越。

5、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一个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文化问题：为什么崇尚圣人的中国人，同时又崇拜龙这样的图腾物？而龙又为什么被皇家所专用？而我们所了解的龙，除了威力无穷之外，就是利用这些无穷的威力专门造孽，危险天下百姓，简直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为什么忠君的圣人，数千年来一再被皇权所追捧？而圣人为什么一再要求大家忠君爱国？这里面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利用与被利用的互相狼狈为奸的关系啊。这里面的四个元素：圣人、皇权、龙图腾、草菅人命，其实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平民百姓在这些问题上总体是愚昧的。如果有不愚昧的，那么先是通过圣人教化，反复洗脑，恩威并施，给予不断施压威胁，令其愚昧，如果还没有效果，就利用皇权直接通过思想罪、文字狱、指鹿为马等手段加以杀害。你说中国数千年来思想家为什么出得少？发明创造为什么不多？难道与这些文化元素无关吗？

6、人是有巨大的适应惯性的。一种生活，不论是为奴的生活，还是造孽的生活，先是有一点痛苦的感觉，但是，只要时间久了，人们的感觉神经就麻木了。继而非如此不可。如果有人想变换一种生活的方式，那么圣人所说的“小子鸣鼓，攻之可也。”大家群起而攻之，光唾沫都可以将你淹死。中国古人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生存哲学格言警句，比如：“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出头的椽子先烂”等等之类，都是告诫人们不要活得与大家不一样，否则后患无穷。整部的《增广贤文》，还有《弟子规》、《孝经》之类都是驯服人的思想个性的绝妙教材。至今中国人仍然乐此不疲。

7、纵观中国人数千年来所受的危害，无不是权力滥用的危害。而权力滥用终于导致不可控制。但是如果真的是像西方人所说的那样权力得到有效控制，或者真的将权力关进了铁笼子里，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这将意味着官不聊生。而中国人从来适应的是民不聊生。如果民不聊生，尚且还存有一线希望，因为草民一旦有一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做了大官，或者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摇身一变，变成了大权在握者，这种民不聊生的处境就有希望得到改变。倘若官不聊生就不同了，那时中国人就会感觉百无聊赖，因为那个圣人徒游戏就结束了。既然做官也不能够发财，也不可以将权力滥用，那么读书人的“书中有黄金屋，书中有颜如玉，书中有千钟粟”的美好前景岂不是要被毁灭了？心中并无上帝的位置的中国人，也无思维探究乐趣的中国人，此时最大的危机就是不知道自己活着究竟为何了。所以，权力滥用与腐败滋生出来的那些糗事，其实是中国人生存的乐趣，也是赖以生存的基础。千百年来，多少中国人是靠玩这些游戏与看这些戏度过漫长的一生的。有些人的结局似乎很悲惨，有些人甚至丢掉了性命，有些人丢掉了命根子，但是，仍然给这个世界增添了无穷的乐趣。这样的游戏还会在中国继续上演下去的。

8、有人感叹“猪圈虽然很脏，但猪很享受。你如果嫌脏，最好别进去。进去了最好别打扫，弄不好猪也会咬人的。”这段话用来描述中国人在圣人王下的生活状态应该没错了。

2014年7月22日星期二

编程随想的博客: 2015年1月翻墙快报

编程随想的博客: 2015年1月翻墙快报: ★近期翻墙动态 　　12月27日， GFW 刚刚封了 Gmail 的客户端通道（POP3/SMTP/IMAP）。紧接着到了元旦，GFW 又加强了封锁，显著的至少影响包括： VPN gate 很难找到能连通的 server（在这之前，VPNgate 如果走 UDP 协议，还是...

香港本土意识的前世今生（上）

香港最近爆发的民主运动，当然有明确具体的当下原因。不过其背后，也有历史的因素在起作用。今天推送的文章从香港百余年积累下来的身份认同问题着眼，反思香港的历史、社会、文化，以及族群、阶级等多个面向之间的纠结。
因为篇幅原因，今天先推送文章的上半部分。回顾香港从殖民时代到回归前期（上世纪八十年代），本土意识如何形成。

香港本土意识的前世今生（上）

作者：罗永生

一、前言：被动的回归

这几年间，香港兴起了关于本土意识的热烈话题，也出现了不少诉诸本土意识和香港人族群身分的新兴社会运动。身份政治毫无疑问已经占据了香港的文化及政治舞台，成为决定香港未来走向一个绕不开的面向。香港人的身分政治在「回归」前后引起永不休止的争论，问题的根源来自1997香港的主权治权移交中共的整个过程中，「香港人」一直都是一个缺席的存在。英国在百多年殖民统治中，均没有让香港人组成任何可以代表香港人整体意见的机构。香港前途谈判中，中、英双方也无意让任何有「香港人代表」身分的人参与谈判。基本法是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收回」香港的命运拍了板之后才开始，而且所谓港方参与基本法草拟的「草委」、「谘委」，都是按中共分化统战策略的安排，而且大部分都由中方委任，谈不上可以代表香港整体的民意。

政治上的「收回主权」为香港人政治上的身分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做出了安排，但也留下很多产生矛盾和漏洞的缝隙。在文化意识上，因为中英两国均要合力营造所谓「顺利过渡」的环境，遂大力粉饰香港过去发展经济的成就，但同时也掩埋香港英治殖民的过去，企图把人们的眼光都导向美好的未来。香港殖民历史的真貌，因此也并没有得以全面的呈现，引起辩论，使人们可以做出公允的评价及妥善的清理。相反地，英国人只是努力去让香港人相信，殖民史是一段奇蹟发生史：英国给香港带来了法治、自由和先进的城市建设。而中国为了安稳人心，平稳过渡，也对殖民地的过去讳莫如深，只会选择性地以「游子归乡」的悲喜剧式民族主义故事来述说「回归」。这种煽情剧的话语，在与英国人同一调子地讚扬香港经济成就之外，也借用英国殖民者的眼光，把香港人概括为一群「经济动物」，只是今后要令香港人懂得「饮水思源」，承认「祖国」一直以来都在「支持」香港，有份贡献这殖民地上香港人享有的繁荣安定。

可是，香港人的殖民经验，就仅只是一个经济奇蹟发生的故事吗？香港的过去，就仅只是一个孩子由「养父」交还给「生母」的故事吗？「回归」的故事，的确是一个如此简化的一齣煽情剧，而殖民主义就真是如此就随之而过去了吗？

真正彻底的解殖过程，应该是从殖民结构下解放住民们被压抑剥夺的独立主体精神，但在「九七政治」底下，香港社会的发展被刻意地安排和设计，以保证殖民时代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权力结构，在九七之后一样运作顺利。因为中英双方均没有承认在这土地上生活的人，应有份参与决定自身的命运，香港人事实上是在极大的无力感和无奈底下，被动地目睹这城市的未来，为两国政府用作谈判的筹码。这种交易安排底下达成的「回归」，不可能是「殖民主义」的结束，反而是「解殖」的无限延搁。就如笔者在另文曾经阐述过的，由于香港所经历的是「被动的回归」，所以是处于一种「解殖未完成」的状态，所欠缺仍是一个建构「主体性」的过程，无论这种主体性最终是以真正的「自治」还是「独立」去体现（〈迈向具主体性的本土性〉，《殖民家国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页14-30）。

因此，香港近年出现的本土意识和本土运动，可说是一种「被压抑的回返」，是对「被回归」命运的清算，回返的是被压抑的香港文化与政治主体精神，索还被拖欠的「承认」。如果我们不能从制度上去改革这种「殖民未解」的结构，不能从历史上清理「主体参与欠缺」的状况，检讨与反思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香港人」主体成长的挣扎，我们亦无从建立香港人对自己的清楚认识，俾使香港人成为自己的历史主体，洽当地处理自身与他者的关系。

二、土著绅士的香港人身分

关于香港人在殖民时代，究竟有没有自己的独特身分，以及有没有哪怕是处于萌芽阶段的本土意识，存在着不同的说法。按照英国人为自身帝国主义历史辩白的史观，香港是一个贸易商港，也是东西文化的交汇点。在这块土地上，重要的是货物、资金、人员的流动，因为流动而产生了各种文化碰撞。但是，这些碰撞都是流动性派生出来的，由外面带进来的。除此之外，真正土生于香港的文化，均只是不足道的地方庶民生活风俗，这些文化风俗也只有等待最终被现代性发展所淘汰的命运。

上述这种殖民史观轻忽地看待香港的本土文化，但无疑它也点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早期香港的人口的确存在著极高的流动性。这些从外地过来找寻工作和生活机会的人，当中包括大量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他们并不以香港为永久居留地。殖民地政府不承认他们的公（市）民地位，也不赋予他们公民权责。而中国历任政府也刻意利用这种含糊状态，不设边防，华人基本上自由出入，情况与其他中国沿海城市的「租界」相若。「本土意识」在租界的历史环境下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哪怕是有一种租界住民的意识，它都不会是一种排他和独一的归属，而是和其他的身分认同高度重迭。租界住民的意识亦只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才会转化成政治上的能动性。

不过，香港是很早就割让出去的殖民地。英国人在这裡的治理，开始于十八世纪中，比清朝覆亡，现代中国民族主义革命早了近半个世纪。按历史学家John Carroll所指，虽然香港这块殖民地上充满流动性，却在殖民早期就冒现出一批以香港为永久居所的买办资产阶级，建立起他们非常独特的香港身分认同 。他们为英国殖民主人所信任，被委任为香港的华人领袖，除了自身参与商贸活动，也主理香港为华人服务的慈善机构，成为香港华洋两大族群之间的桥梁。他们忠诚于大英帝国，但又不会放弃自身的中国人身分，因为拥有「双重身分」正是他们可以做到「左右逢源」的最有利条件。他们内化了英国士绅阶层的文化价值观，鄙夷「外来」的中国人道德低下，素质低劣，他们很自觉地和低下层、来自内地的华人区隔。但他们并没有彻底地在生活上「去中国化」，因为在英国式「间接统治」的殖民体制内，他们是「华人代表」。他们会为华人生活风俗习惯辩护，修正或抵挡英国人或其他洋人提出的改革诉求，例如按西方标淮来提升华人居所的卫生水平，及以性别平权的原则禁制华人收养脾女的制度等。再者，这些「高等华人」之效忠于大英帝国，也毫不与他们投身或支持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有所扞格。也就是说，这些拥有独特「香港人」身分的买办阶级，可以毫无困难地同时是中国的「爱国者」，参与不同时期的中国国家建设。当然，在民族主义走向激进化的时候，他们的「双重身分」也会为他们带来麻烦，被民族主义者指责为不中不西的「汉奸」。

民国初期，中国大陆政治混乱，部分香港华商也卷入中国的地方派系政治。后来国共相争开始恶化，中国民族主义日趋激烈。在1925-26年的省港大罢工中，香港买办资产阶级更紧密地站在打击罢工，维持秩序的殖民政府一方。因此，香港的买办阶层也开始与来自国共两党的激进民族主义者为敌。而自此之后，香港高等华人的政治保守性格亦牢牢地与殖民体制紧扣在一起，成为香港土地上牢不可破的「勾结式殖民结构」的一部分。

回顾这些殖民早期买办阶级的「香港身分」历史，对了解历史上的「中港关系」其实十分有用，因为虽然这班华人精英人数并不多，但他们对型塑香港的政治文化有深远的影响。他们是非常忠诚于大英帝国的土著绅士，接受优良的英语教育，对英国帝国文明下的法治制度、自由主义精神心仪嚮往，他们也不断努力把这些内化为他们自身的价值标淮，并且把这些价值观纳入他们改革中国的蓝图内。但是，他们却只能在一个殖民体制下取得荫庇，不能充分地发展成一种欧洲启蒙时期带领自由主义革命运动的，具有远大政治使命的资产阶级。所以，虽然John Carroll指出了他们之间分享著一种共同的资产阶级文化，主动地将自己和周围的其他中国人区隔开来，也有别于其他国籍背景的有财势阶级，并且积极地追求英国承认他们独特的香港身分，但实际上，他们的买办性格使他们和启蒙时期欧洲的资产阶级有很大的区别，这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的软弱性。

因此之故，他们也无法超出优势阶级的局限，去建构一个包含各阶层在内的本土运动，也无法像在印度，把自己改变成反殖民运动的精英。他们孕生于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后，那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年代，当时英帝国热衷于透过香港培养具英国文明素养和技能的华人去帮助改革清朝政府。香港的买办阶级很早就懂得利用这种在两大朝廷之间穿梭往来的能力，来建立自身的社会地位，并从这种在两大帝国夹缝之中游走的经验，塑造了自我的形像，并如此地定义香港独特的身分认同。他们非常著紧于要英国人承认，他们是有别于「其他华人」的「大英子民」。他们内化了大英帝国的文化价值，也透过这套价值观去审视中国在那个时期的种种弊端，进而把自身放置在帮助「改革」中国，为中国输入西方现代文明的计画当中。他们会猛烈批评中国状况，但这不妨碍他们自视为深爱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但亦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并没有著力于建立与中国完全区隔的香港本土意识，建构香港城市的政治共同体。他们善于与强势的外来统治者打交道，政治上长期寄託命运于保护他们阶层利益的殖民体制，政治认同上的双重性也发展出以实用主义为外表的依从主义、甚至投机主义。这种「识时务」的「实用主义」，已经成为香港政治文化传统的一部份，也是日后香港走上「被动回归」之路的结构性因素之一。

三、难民社会与民主自治

香港出现真正有广泛社会意义的本土意识，始于二次大战。中日战争使香港再度成为外来人口大量涌进的地方，但香港在1941年也沦陷在日本人手上，直至1945年日本人撤出。随之而来的是国共内战，以及中共建国初期不断的政治动盪。香港政府为了管理一个庞大的「难民社会」，也承继日本制度，实行人口登记，发出识别香港人身分的「身分证」，但对入境人数仍无限制。直至六十年代，大陆发生饥荒导致漫山遍野越境而至的难民潮，殖民政府才开始实施较为严格的入境管理制度，中国内地人士再不能随意随时移居香港，违者会被遣返内地 。

当初日本人在香港实施「身分证」制度，是因为要配给米粮和监控人口。所以「身分证」并不自动等同明确界定的公民权责，也与人们当时的「身分归属」感并不完全相应。相反地，当时香港大部分人口仍然自视为内地来港的移民，并不认为自己属于香港。当时已迁到台湾的国民政府，也视居港华人为「侨胞」，而按中共政府对香港「充分打算、长期利用」的政策，则视香港为「尚未恢复行使主权的领土」，居住在香港的都是「香港同胞」。在东南亚等地，因为英国决意撤退，终结殖民统治，当地土著族群的民族主义急速发展，令华人惶恐不安，四处迁移，这些局势也为香港带来大量的临时人口。

由于社会上充满大量的移居者，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在香港的土地上，令人关注的并非本土政治，而是在「冷战」支配下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派势力之间的政治角力和斗争。不少论者将这种两派角力视为国际上两大阵营「文化冷战」的延伸，但这只是说出了实况的其中一面。因为无论是英国统治者还是冷战中居西方世界领导地位的美国，都没有把香港变成冷战中一边倒地反共的地方。英国既没有在香港强加一套明显的文化政策的传统，也一贯地维护殖民商港政治中立性的「非政治化」政策。但更重要的是，英国要透过香港维持与新中国的良好关系，方便英国在远东地区部署自身在战后的长久利益。所以，一方面香港旧有的华商阶层仍然可以公开展示他们对大英帝国的忠诚，但香港一样可以容许各派的民族主义思想互相竞逐。而左、右两派被高度政治化地组织起来的支持者，不时将他们之间的斗争上升为暴力殴斗和暴动，与警察发生衝突。但是这些暴动与本土意识的关系其实极其淡薄。

可是，这并不表示战后香港不曾有人试图建立自身身分的力量。事实上，战后香港的华商中间，以先施百货少东马文辉为首的一群香港华人精英，连同一批受左翼思想或费边社改良主义影响的外籍人士，包括知名的叶锡恩、贝纳祺等，就积极针对殖民地政府的不良施政，成立议政及行动组织，包括「革新会」和「公民协会」。这两个组织成为香港战后初期主要的民间反对力量。虽然，它们由于取向基本温和，也未能完全深入以难民为主的社会基层，所以发展受到很大局限。这些以香港为家的华洋精英，打破了过去乏人关注香港本地政事的消极状况，公开要求香港施行更开放的政治制度和进行民主化。

他们意图反映香港民情，以独立民间的身分向香港政府施加舆论压力，在中西报章发表批评施政的文章，又直接向英国国会投诉殖民地政府的不善施政，频频往伦敦揭露香港实况，令香港殖民政府受到不少来自英国祖家的压力。这些压力团体的工作，在六十年代后，更发展成为一股组织政党之风。他们分别组织过诸如「联合国香港协会」、「民主自治党」、「工党」、「香港民主社会党」等组织，也策划过一些基层商户抗议、小贩抗争和其他示威活动。1961年联合国香港协会提出全面普选立法机关的要求。1963年，该会转化为「民主自治党」，提出既反殖亦反共的纲领，追求英国给予香港自治，及由香港人出任总督 。这些不落入国共两派对抗的，以市民权益为本，以民主自治为主要理念的政治活动，相比于由亲国民党右派或亲共产党左派所组织的群众暴动或工潮，显得十分温和。但在殖民政府眼中，这些同样是激进的政治活动，因为相对于左、右两派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活动直接针对殖民政府，因而也受到殖民政府密切的监视。

可是，这些由本地华洋精英分子组成的政治运动，并未能像当时的左、右派民族主义组织一样，深入到广大的群众中间进行组织，又因为内部很多领导风格和路线上的分歧，所以频频分裂。不过，他们的抗议行动与改革的呼声，也唤起了香港市民对本土政治的醒觉，这些努力间接地诱发了1966年反对天星渡轮加价的抗议，以及往后的「中文运动」。反天星渡轮加价的示威，是香港首次出现的本地自发抗争，但因为缺乏组织，最终也失控而引发了暴动，招来殖民政府的强力打压，引起保守派的巨大反挫，也波及到叶锡恩这类温和派。而在当时高度专权的殖民地架构下，也著实没有让这些立意植根于本土的民主自治主义者有选举参政的平台 。况且，民主、自治这些理念，在一个以「非政治化」策略为管治手段的殖民政府，及那个散乱及内部派系倾轧非常严重的「难民社会」中，也显得左右为难，相关的机构和政党在七十年代之后亦失去活力，无疾而终。

六十年代香港首次出现的自治运动所依据的价值是人人平等，具有自决权利的联合国精神及背后的一套普世价值。可是，这种具国际视野和世界主义精神的民主自治理念，既反对殖民主义，也反对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但它在五十年代左右派冷战对立的环境下未能脱颖而出，也不敌继后在香港兴起的左翼激进主义，其功绩也被往后在青年人中间流行的新的左倾的民族主义热情所盖过。

四、婴儿潮世代：本土意识第一波

事实上，土生土长的战后婴儿潮一代虽然有著一种强烈的「以港为家」的愿望，但他们成长过程所接受的薰陶，主要还是来自父母一代的难民意识。而最能表达这种难民的飘泊命运情怀的，要不是左派的「北归」主张，就是「右派」以海外作为基地，静候未来重返大陆，推动文化复兴的寄望。在这些「右派」文化民族主义者中，「新儒家」致力中国文化教育，影响至大，吸引不少香港青年认同。但自从出现了1966及1967年两次暴动，这些文化民族主义理想便显得过于虚玄和不贴现实。这些土生青年一代希望能够更深入地去了解香港社会现实，不再像上一代沉溺于飘泊「海外」的悲情。因为他们这一代认定要以香港为家，香港也是个让他们成长和生活的社会。所以，他们对身旁发生的不公义和社会上普遍的政治苦闷更为敏感。

六十年代末期是香港土生土长一代建立其文化及政治主体性的时期，这一代人成长于一个由英国人殖民统治的香港，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都只有矇矓或支离破碎的认识，但甚少有实际的感性经验。他们在政府学校裡，接受的是非政治化和非历史化的教育，因为殖民政府非常忌讳历史教育会让学校变成宣传不同派别政见的温床。香港土生第一代大都受益于六十年代急速的经济起飞，另一方面也目睹急速经济成长下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不公义的状况。在认知上，他们既对殖民统治怀有不满，也对「文化冷战」下二元对立的意识型态困局产生厌倦和怀疑，很渴望可以从这些窠臼中挣脱出来。

1966 天星码头的群众自发暴动中，新一代没有组织起来。但在1967年亲中共的「左派」暴动中，却有高度的组织和完整的政治口号，而且因为深受当时中国国内文革的影响，诱发事件的虽然只是劳资纠纷，但很快便上升至诉诸暴力手段，挑战整个殖民政府，左派甚至出现要求中共立即收回香港的呼声。这种急剧激进的政治主张，虽然随暴动的失败而退出历史，但已使年青一代深受震盪。他们虽然对亲中左派的政治主张一知半解，也只有小部分是由左派组织所鼓动而加入这次暴动风潮，但大量青年围观示威，向警察叫骂，使所有人都感觉到，青年人中间存在著很大的躁动与不安。他们心中的巨大问号是：「香港往何处去？」

的而且确，在继后整个七十年代所出现的社会运动风潮，使人们习惯描述这段时期为「火红的年代」。这个年代所涌现的政治及社会运动，是以青年一代为主体的。比起战后初期的「冷战式」对抗，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风潮，更有独立性和本土一代的自主性。虽然，这些运动仍然与中国民族主义产生千丝万缕的複杂关系。但是，这个时期所出现的社会运动，是独立于传统左右两派的第一次本土政治社会运动，所以也萌生出香港第一波的「本土意识」。

例如，七十年代初「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把矛头针对港英政府的「重英轻中」语言政策。这项运动成为1967暴动后青年首次有组织的和平社会运动，得到各阶层的支持。及后发生了「保钓运动」，批判美国和日本「私相授受」钓鱼台岛屿。但也因为政府强行以武力驱散集会而使运动添上反殖民主义色彩。这两个运动同时都展现了一种香港本土意识在萌生的时候，如何面对殖民主义现实的问题，以及在运动中如何重新协商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系。一方面，由冷战对抗所主导的那一种（反共的、否定今日现实[红色]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并不能让这些本土一代回应急剧转变了的现实，本土一代要打破这些让他们没有行动力的旧民族主义思维。但当他们要回应香港压迫性的殖民现实，他们也只有诉诸华人利益（中文）和中国人身分（保钓）。这种经过重新定义和协商的民族主义，促使他们这个世代，打破了过去的政治冷漠和「无根」心态。香港第一波的「本土意识」便是在这複杂的文化与政治地貌下出现。

五、火红年代与香港归属感

「保钓运动」的其中一个后续方向，是脱去右派文化民族主义的反共精神，把祖国情怀重新嫁接到亲共的民族主义，发展出新一代的亲中共「国粹派」青年。但对中共较有批判性的学运青年，则把中文运动及保钓运动后激发的关心社会热情，凝聚成深入社区基层，争取改善居民权益的居民运动，使香港首次出现了深入到香港本土社会基层的政治运动。他们自我划定为学运当中的「社会派」，他们介入基层社区的实践，上承了叶锡恩等老一辈的本地改良主义社会改革传统。在这第一波「本土意识」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见，在殖民体制底下，本土意识的萌生需要直面殖民主义的现实，不能诉诸无处落实的中国悲情，但既然要挑战殖民主义，也仍要寄託于某种中国民族主义的华人族群意识。

在落实为究竟是要直接投入现实中的「红色中国」，还是介入香港本地的反殖民斗争的问题上，学生运动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和争论。1976年四人帮的倒台使「国粹派」在社会运动中消失。而「国粹派」盲目认同中共的错失，也激发了学运的后继者对中国民族主义更彻底的批判。七十年代中期的激进派社会运动，由托洛斯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推动。他们把学生运动及社会运动的视野推向全球，超越国族。而六、七十年代世界性的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及「反文化」运动，也以稍微滞后的方式大量引进香港。香港青年一代也在这个年头受到台湾的自由主义反对运动、中西文化论战、乡土文学论战的影响。而文革末期极左派红卫兵逃港，揭示了文革的阴暗面，也传播了一种有异于官方毛泽东主义的另一种激进批判。从这些异类的激进主义思想资源中，香港新一代建立了一种重新审视现实中国的视角。

在这个既有意识型态急速崩解的年代，如何重新理解香港应面对中国，及在中国的大背景下思考香港的位置与角色，成为七、八十年代之交的重大思想挑战。受到七十年代末「北京之春」民主运动与魏京生所提的「第五个现代化」即「民主化」的主张影响，香港新一代修正了纯属感性的中国认同，也抛弃失败了的意识型态，但仍期望以更有批判性的方式自我定义为可以藉香港的特殊地位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这种複杂的中国认知一直延伸至八十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正式进行的谈判，影响了部分积极分子，以支持「民主回归」的方式面对中国在1997年要收回香港主权的现实。也就是说，他们认定殖民主义没有维持下去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在没有其他更有实现可能的另类选择底下，用建设民主制度来保障香港的未来发展，应是最佳的选择。而本地民主的发展，也正好可以平衡甚或克制过往殖民体制产生的社会不公义，发挥香港人在殖民时代结束之后的主体参与精神。可是，无论是否赞成「民主回归」，在八十年代初面对香港前途危机时的本土意识，其实都十分薄弱，无论哪一种主张都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政治行动力。民主回归只是少部分论政团体的观点，除在大专学界较有热烈讨论之外，在社会上并无广泛回响 。而其他立场的论者，包括维持现状、联合国託管、主权换治权论、续约论及零星的香港自决论，除了以文章抒发意见，都没有推动过很有组织规模的集体抗议行动。归根究柢，香港人当时还是活在殖民政府竭力维持的高度的「非政治化」状态之下。而且，虽然大部分香港人当时都对中共「收回香港」深有恐惧，但对于香港华人的「中国人」身分，香港原来是中国拥有的地方，都绝少提出彻底的质疑。

事实上，在整个六、七十年代，香港政府也努力建造一种非政治化的「本土意识」，来面对1967年暴动之后暴露出来的社会危机，和政府与市民间之间广泛出现的疏离感。最近的研究也证明，七十年代初英国已经判定香港最终要交还中国，所以开始积极淮备「非殖民地化」政策。殖民政府较从前更积极主动地建立这个晚期殖民政权的认受性，例如推行廉租屋计画、新「卫星城市」的开发、建立廉政公署切实剷除贪污等。而与此同时，政府也不时通过提供集体娱乐节目，如「青年舞会」、「香港节」等，强调建立「香港市民」的「归属感」。可是这种「香港归属感」虽然有意建立一种有别于中国的城市市民身分，但也小心翼翼不去让香港人萌生香港人是「英国子民」的感觉，因为当时英国已决意防止香港人将来以英国国民身分大量移民去英国。

而为了减低殖民地社会内部华洋族群矛盾，殖民政府逐步实行公务员本地化，减少洋人占据政府领导职位的数目，提供本地华籍公务员担任部门最高职位的机会。这一系列的改革虽然并没有触动殖民地的基本统治架构，只是在「谘询式民主」旗号下舒缓社会的对立，更遑论承诺建立具市民认受性的民主自治政体，但已对推动香港成为一个有别于中国的政治共同体奠下基础。问题只是，这项淮备英国人「光荣撤退」的工程，香港人是在不被知会，也没有权参与的情况下一步一步推进的。香港社会只是在有限及被框定的范围内建立起对这城市的「归属感」，但却无法通过任何正式机制去表达出自己的集体意志。所以，这也只是一种「被动的接受英国人离去」的「晚期殖民」计画。而这个打造「香港人身分」的计画，是刻意地以「非政治化」的政策，将香港人型塑成一种只顾经济成就，不理政治的经济动物，并由此而为「香港身分」做定位。事后证明，这种非政治化的香港归属感，最「成功」的地方是令香港前途谈判出现之时，香港人都失去了自发参与的行动力，任由中英两国摆佈 。

六、大香港主义与「比中国还要中国」

当然，按照民族主义者的理解，「香港人」这身分是不存在的，因为所有香港的华人都应该是中国人。这是当时社会上左、右两派都分享的共识。可是，七、八十年代急速地在香港发展的流行文化，却积极地参与塑造一种具备本土特色的，有异于中国民族主义、中国国家认同的本地文化。只是这种本地文化所承载的既不是冷漠，也不是明确寻求政治自主的意识，而是充满政治上的不满，但又对政治往往无奈的「小市民」犬儒主义。这种犬儒主义一面嘲弄政治忠诚及道德文化上的严辞伟论，但又承载了很多对现状的不满，并且在经济成就的基础上，建立小市民式的自豪感。塑造这种小市民意识的最大力量，莫过于当时刚刚引入的无视电视广播。以香港「无视电视」在晚上黄金时间播出的综合娱乐节目「欢乐今宵」为中心，电视工业快速地成为七十年代型塑香港人意识的工具。一方面，以抒发民怨为目的「讽刺时弊」，塑造了某种香港社群的共同体想像，但政治上的集体意识又被节目中娱乐的形式及内容所迅速置换。它一方面将当时相当缺乏的电子公共舆论平台，安插入娱乐节目，吸引观众产生共鸣；但另一面又以娱乐节目的形式，消解公共事务讨论所产生的衝突。调子是歌颂好人好事，经济成就，不断强调香港人以安定繁荣为最高价值。它安排了每晚百万观众的生活节奏，以馀暇消融政治，与殖民政府以非政治化的经济动物为形象建立的香港归属感相互配合。

不过，这种以大众文化为本的本土文化，也渐渐扩阔，包含其他形式和潜力。一方面是充满感官刺激的大众电影、杂志之类的商品文化，但另一方面，这种环绕庶民生活来建立的普及文化，也反映了香港生活的独特感性，包含著香港城市能汇聚各方文化资源的驳杂特质。不过更重要的是，新的香港普及文化，渐渐脱离了来自传统中国，及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大中国想像。香港发展出独立于两岸中国文化想像的香港本土文化，最具体的表现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香港电影市场上国语片与粤语片的市场份额此消彼长之上。七十年代行销东南亚各地华人市场的国语片，大半的製作充满中国文化的内容，民族主义的意识。它们挟其规模製作、先进科技的优势，一度雄霸香港电影市场，淘汰了以旧式道德教化为内容，以本地广东话族群为观众对象的粤语片。可是与香港生活实况息息相关的粤语电影，透过八十年代「新浪潮」及走普及路线的「新艺城」创作，重新反攻电影市场，最终取代了国语电影，使电影院成为型塑新一代的时代及城市感性的基地。新的香港电影重夺香港电影市场并行销海外。这标志著一股强有力的本地文化浪潮，在八十年代渐渐迈向高峰。这个巨大的市场逆转，标志著战后婴儿潮一代，大肆展现及巩固他们这一代的本土意识。可是，这种本土意识在萌生出一种在家国之外的独特城市文化视野之馀，并没有在「城市经济人」之外孕育出更有明确政治价值的香港身分。相反地，这时期的本土文化所建立的，大体上是一种「小市民意识」。它对香港人的灵活、机智、不墨守成规等小市民性格的歌颂，逐渐建立了一个新的香港人自我形象，以「经济人」身分、功利主义和实利主义而建立自豪和自信。

当然，这种对香港生活和香港人自身充满自信的年代，亦是香港在七十年代金融投机经济快速增长，以及中国局势变化的产物。因为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四人帮的倒台，中国走上开放改革之路。社会主义神话破灭，港式功利主义、实利主义变成一种被证明「成功」的意识型态。香港一向奉行资本主义，并取得战后繁荣成果。中国在八十年代回过头来要重新引入资本主义，显得香港已走在中国之先，并可以反过来成为中国大陆要南下吸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地方。穿越过去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漫长的受中国民族主义及反帝意识型态支配的岁月，香港在八十年代好像重拾了它的传统角色，回到旧日由双重效忠的买办主导的年代，站在领先的地位去为中国的开放改革服务，但亦同时从中赚取自己的利益。所以，八十年代高度发展的本土意识也是以经济为主轴，形成为一种带高傲心态的「大香港主义」，视大陆人为文化相对落后的「他者」。和早期殖民主义时期一样，这种香港人身分也是毋须与中国切割的，因为它不会被视为与中国人的身分互相排斥。

政治上，八十年代初前途谈判曾经一度带来香港人的恐慌，但「一国两制」渐渐为更多的人接受，因为当时中共高抬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将来会作为对台湾起示范作用的「示范单位」。这亦使得八十年代香港的「本土意识」与香港作为中国一个特殊部分的民族主义立场并不矛盾。

80年代末的事件虽然打破了这一波本土意识中中国与香港关系在想像上的完美平衡，但其强化了的并不是把中国排除在外的香港本土意识，反而是加深了不少香港人心中的民族认同，认为中国与香港命运一定是连成一体的。这个事件不单只是中国的事情，更具有不可忽视的本土意义。这种本土意义并不全然在追求民主的目标，而是为当时不少香港人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觉醒，也提供了一种关于香港身分的叙事，恰好针对著过去香港身分中那份「政治」缺席的无力无奈，港人经济动物形象的自夸与虚浮。这种透过活得「比中国还要中国」，热切地想参与改变中国的政治热情，虽然在震盪的几年后逐步消散，但它的馀温仍然维持，支撑著香港支联会每年主办悼念活动，直至今日。在这裡，我们也可察觉，香港本土政治主体意识的成长过程中，与中国因素的複杂和纠缠关系。

这个事件是把香港人从殖民地型塑的政治冷漠、五十年代难民心态和七十年代经济动物意识中唤醒过来的重要时刻。如果说任何历史主体性的形成，一定要透过一个创伤性的集体经验，以激发一种有道德意义的集体团结感觉，俾使社群团结能超克自利无根的飘泊个体，那这就是香港历史主体型塑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虽然悼念活动是在香港面对1997「回归」的过程中，以某种「异见式中国民族主义」话语呈现，局限于展现香港作为中国不可降服的「内部批判者」的策略，有自我羁绊于某种「大中华情意结」的倾向，但它并无碍于香港人自九十年代开始，重新审视香港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香港文化主体性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