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香港见闻——关于占中运动的那些事
2014-10-30 文韬武略 扭腰在中国
占中运动启动至今历时已有一月,学生们依然占据在街头抗争,对于未来,更多的是迷茫,对话,这或许已经是唯一能解决的途径。通过一个月的抗争,工商界已经
出现分化,就在上周,亲建制的自由党首领田北俊公开要求特首梁振英下台,而学联与政府之间,也举行了一次对话,虽然没有成果,但已经是好的开始。对于运动
的走向,谁也说不清楚,迷茫,悲观,这样的情绪一直在蔓延。从运动开始,甚至从今年的七一游行开始,对于为什么要占中这个疑问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挥
之不去,于是,才有了这篇文章。文章写成已经半月有余,现在再看,仍然有不彻底的地方,比如港人的5月35日事件情节也是此次运动的远因。每年六月四日在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都会有追思会,平反5月35日事件在香港也已经喊了多年,这个逐步失去自由,失去人权的地方,抗争似乎成了唯一的出路。
622全民公投与玉林荔枝狗肉节
第一次到香港是在6月28日,距离2014年的七一游行还有两天,在这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广西玉林正在过荔枝狗肉节,一时间广大爱狗人士齐聚广西玉林,为
捍卫狗权与当地人争论不休。而关于该不该吃狗肉,则成了那段时间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在互联网上有人嘲笑这个捍卫狗权的行动:“在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度,人
们却在为狗权而抗争”。
当我跨过深圳河,来到香港之后,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象:在那里,人们正热衷于进行一次投票,以决定2017年特首选举的方式。其间,在国内也偶尔有提到这
次公投,无一例外均冠以“非法”,“港独”之称。《环球时报》数度撰文批评此次行动是要“让香港独立”,“是非法的,不被国家承认的公投”。
七一占中游行与反占中游行
香港的622公投,最终有超过71万人参与。最终真普选联盟方案的方案获得通过,即不设提名委员会,用一人一票的方式选出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香港总人口
约有700万,拥有投票权的选民为500万,如果一场公投有71万人参与的话,那么参与公投的人数已经超过了香港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已经算是一种民意的表
达。而接着在7月1日进行的每年例行的游行中,参与人数高达51万。当然,这些信息在国内不可能看到,国内媒体对此事也是只字不提,包括我所服务的新闻机
构,在提到香港的时候,亦特别点出需要回避。而随后在7月1日举行的游行当中,其主题亦无例外是关于2017年香港普选特首,关于香港的政治改革。泛民党
派提出了“真普选,无筛选”的口号。
自2003第一次七一大游行年以来,历次七一游行在国内均被“和谐”,此次游行亦无例外。而在7月中旬的一次反占中游行当中,内地媒体却大肆报导,而内地
互联网上的消息则说,参与反占中游行的多为内地在港中资机构的成员,甚至还有内地游客,有人专门花钱雇佣游客们参与游行,价格是每人400港币,这其中也
不乏香港本地的黑社会成员。
被撕裂的香港社会
如果我从未踏足过香港这片土地,又或者我没有从事新闻这个工作,可能我会认同国内媒体的言论,至少我会觉得他们所说应该没错:622公投以及后来的占中集
会,是由国外敌对势力阴谋策划,由一小撮港独分子参与的非法的公投和集会,广大市民虽有参与,但也是被一小撮的港独分子所利用。但我真实踏足这片土地之
后,我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而官方媒体的阴谋论也很难站住脚。试问,如果真有国外敌对势力,那他们又是谁?是哪个国家?一个还是多个?谁是金主?是政府机
构,还是私营单位?受主又是谁?是个人,还是公司,抑或某个泛民政党或者其他的政治组织?是怎样支持的?如果是经济上支持,那么资金又用于何处?接受了多
少资金?资金最终流向何处?对于这些问题,国内的官媒均无任何解答,也无任何回应。笔者所见的,是一个被撕裂的社会,是一个愈加两极分化的社会,而有一种
力量正在加剧这样的分化。这种力量,能够见到的是来自于媒体,确切的说,来自于《环球时报》及其在香港的小兄弟《大公报》、《文汇报》。而《环球时报》那
种极左的民粹主义言论,更是激起了港人的反感,而在内地呢?“港独”这个字眼近几年开始流行起来,在内地媒体所看到的是港人对于内地游客不文明行为的反
感,“香港人优先”这个Facebook群组在内地一时间成为热词,这源于那位叫做“招显聪”的“香港人”举着殖民地时期的龙狮旗冲击驻港部队军营,这也
激起了内地人对香港的反感。正是由于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相互了解的片面性,加上媒体的炒作,疏远了港人与内地人之间的感情。
我在七一游行的队伍中曾经问过香港的普通市民,可知道《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结果只有少部分人知道《南方都市报》,知道这份报纸是为民发声,却被
中共打压,他们甚至知道这份报纸的创办人程益中——一位已经不容于中国大陆的媒体人。除此之外,便是那份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都已经恶名昭彰的《环球时报》。
如果说媒体的力量只是反应在纸面上的话,那么10月3日在旺角所发生的事情,则更为直观地显示这个被撕裂的社会到了什么程度。这一天,《苹果日报》记者王家文写下了这样的话:
昨午3时15分,记者来到旺角道,几名反占中人士分头挑衅,包围物资处,推撞学生,拉扯市民,发疯般拆烂物资处铁架,打烂木梯,继而狂踩每箱瓶装水,再扔向学生。
一名年轻人遇袭,随手拿起水瓶往外扔,十多名反占中者随即挥拳追打,再推倒他在地上,然后是十多双腿不断狂踢,对,是狂踢。踢向屈曲着身体的青年,无论手、脚还是头颅,就像要踩死一只蚂蚁一样。记者能做的,就是举起相机把证据拍录下来。
旺角道历时起码半小时的骚乱,没有一个警察。
这些声称爱香港、要和谐的反占中人士,不断怒叫“X你老母!”、“打死他!”,部份人扬言“不够人我在多叫点人来!”、“敢带黄丝带,我回头清你场”、“没有警察看着你们死定了!”。
有人带头挑衅,也有人负责指挥,见有人出手打人,就拉着他交头接耳,然后退向另一处,再冲!有别上“爱港之声”襟章的男子,在警察面前挥拳殴打占中者,连警察也殃及,但没警告、没拘捕,甚至没哼半句。
那警察在做什么呢?下午约五时,在亚皆老街和弥敦道交界,聚集数百名反占中人士,威吓说要清场,光复旺角,情况越来越失控,但现场仅得十多名警员作分隔。同一时间,占中人士筑起人链守护主台,被辱骂、被拍打,都不作声、不还击。有人流泪,也有人昂首向天。
到下午六时,警方才增派人手到场,有警员说刚刚才到。其后一名警官却在主台说,占中人士非法集会,再不离去就会作出拘捕。
那记者看见什么呢?一名纹身汉拿起水瓶,喝了一口水,刻意向前吐向记者,站在前方的警员同样被殃及,却以笑脸相向。纹身汉随手向人群投掷水瓶,便衣探员依
然挠着双手无动于衷。有记者被追打,镜头也被扭甩,记者身旁的女孩,忽然被人掌掴,现场警察或不理、或仅劝说,施袭者一脸嚣张。
那反占中人士做了什么呢?除了打人、打记者,投掷杂物外,当警方带占中者到港铁站,那段不足50米的路程,有哭红了眼的少女,被围观妇人辱骂“回去做鸡
啦!”;有年老长者一拐一拐离开也不放过,“阿伯咒你快点死!”,向他投掟水樽和未饮过的柠檬茶,护送警员只说不要掟,“会扔到警察”;有血流披面的年轻
人获掌声欢迎,“该死,死不了回去跳楼死”。
那记者看不见甚么?记者看不见有铁马、有胡椒喷雾,更不要说催泪弹;记者看不见警方举起摄录机,到了晚上十时,也看不见警员举起警告旗,驱散发了疯发了狂的反占中人士。
旺角的骚乱持续了多日,我亲见学生被打,也亲见反占中的黑社会分子被学生打在地上倒地不起,亲见警察抓了挑起事端的反占中人士被在被学生追赶之后,逃入大厦被警察保护起来,之后再出来闹事,最后警察在学生的舆论之下不得不将其带走,但不过多久又偷偷地将其释放。
旺角的狗血剧就这样一再上演,整个地区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却似警方有意为之。警方不作为么?不是。10月3日凌晨,维持秩序的警察面对学生,使用了警
棍。随后防暴警察出动,又见黑社会成员在一旁挑衅,以激起学生与警方的冲突。在众多媒体记者在场记录,以及学生代表的劝阻下,冲突最终未发生,但我却听见
了旁边三五个黑社会聚集在一起议论,他们的议题是怎样爱国。
黑社会——爱国,这两个词语我怎么都联系不到一起,但“爱国”,“祖国母亲”,“挂国旗”,“中国人”这些词语却真真地出自于他们的口中,这一刻我终于明
白,原来在统一战线下,黑社会也是可以团结的对象。那么,号称“爱国”的黑社会成员又在做什么呢?有妓女在街口一边脱衣一边大叫“学生非礼”,有黑社会成
员绑上黄丝带混入学生队伍,借占中与敌对黑社会组织互相争夺利益。这些在场的警察都看在眼里,却也置之不理。
高度垄断的香港经济结构与地产霸权
香港的社会被撕裂至此,除了来自媒体的“功劳”之外,其根源还是来自于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自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来,而香港的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0.4以
上,而0.4正是国际警戒线。超过这条警戒线,游行示威,抗议等街头抗争将不可避免。近年来,“地产霸权”这个词在香港很是流行。而在地产霸权之下,是一
个高度垄断的经济结构。
上世纪70年代,香港的经济开始起飞,伴随着香港经济起飞的,是李嘉诚家族,李兆基家族,郑裕彤家族,新鸿基地产的郭氏家族,以及船王包玉刚所创办的九龙仓及其现任掌门人吴光正家族,还有中电集团创始人艾利·嘉道理(EllyKadoorie)家族。
这些家族为香港的经济高速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造成了今日香港经济的高度垄断,并且毫无例外的是,他们均依靠香港最珍贵的天然资源——土地致富。
自《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来,香港政府一直执行着高地价政策,造成了香港寸土寸金,地少人多的假像。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散布在新界,香港岛,以及各个离岛
上大大小小均未开发的荒地。按照《中英联合声明》的约定,香港政府每年的土地供应只限50公顷,使得香港的房价在1985年至1997年间如火箭般不断飙
升,由此也令这些地产财团无比兴旺。而这些财团往往有香港政府做后盾,无论在回归前还是回归后,政府都是香港唯一的土地供应来源,政府可以通过出售土地或
修订合约补偿低价获得收入,在地产业也有既得利益。
笔者曾经在香港湾仔的地铁口接到一份地产中介的传单,在湾仔区,一间300平方英尺(约30平方米)的老旧的二手房,其每平方英尺的价格约为13000元
港币,按照1平方米=10平方英尺的换算标准来算,那么这间在湾仔的二手楼每平方米的价格高达13万元港币,即便折合成人民币,也已经超过十万元,远高于
国内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的房价。而在占中的集会队伍中,笔者也听到一些市民抱怨:即便是偏僻的诸如屯门,天水围这样的“下只角”的地方,新房的每平米均
价也在20万元港币上下。
面对天价的房价,市民普遍负担不起,而在回归后,香港政府亿雄心勃勃,提出每年新增85000个住房单位,希望在2007年前,全香港的70%的家庭能够
自置居所。这项计划在1997年时任行政长官的董建华在其施政报告中提出,简称“八万五计划”。而此时正值香港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八万
五计划”的推出,直接导致香港的楼市一片惨淡,不少中产阶级也因此而破产,从此香港多了一个阶层——“负资产阶层”。
在潘慧娴所著的《地产霸权》一书中,就描述了一个中产阶级破产的故事:
1997年底,金融风暴袭击香港。此时李先生已经在一家中型的地产公司的项目部担任高级建筑师已经七年。他刚满40岁,已婚,并育有两个孩子,分别为10
岁和12岁,均就读于国际学校。李先生夫妇的月收入共计12万港元,享有中产阶级优越的生活,居于港岛半山一个1500平方英尺(约150平方米)的住
房,于90年代初买入,月供40000港元。周末他们会驾驶着新款宝马前往郊区度假。李先生的太太是欧洲一家投行的投资分析员,他们没有余暇时间去做饭及
料理家务,这些都交予菲佣打理。在1997年夏天,夫妇俩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使他们的生活骤然发生转变。
当时香港的房价如脱缰野马般急剧上升,李先生一位圈内的朋友通过快速转手豪宅,在短短数月内已经赚取了数百万港元。在这年夏天李先生夫妇花了2个周末的时
间参观龙头地产商推荐销售的一套示范豪宅,心想若能快速转手获利,用来买一辆奔驰也不错。于是夫妇俩看中了沙田马场附近的豪宅。额外的按揭确实令他们每月
的生活费用紧张,但他们认为,若能快速卖出这套豪宅,风险亦不大,况且他们的许多圈内的朋友都能从炒房中赚取块钱,如果自己不参与炒房,很快就不及朋友们
富裕,并且因为每年都有50公顷的限制,土地的供应永远也无法满足市民的住房需求,房价只会上升——至少,地产商和地产经纪都是这样说的。
前景看起来多么美好,最后李先生夫妇选择了一个位于沙田的高层住房,标价850万港元,他们倾尽所有银行存款,合共260万港元来支付30%的首期,然后将住房抵押,取得590万港元的按揭贷款,每月须偿还约5万港元,此时已经是1997年8月。
然而,灾难降临。货币危机触发股市暴跌,李先生夫妇首先损失了一小部分财富,在他们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房价已经下跌了50%,此时他们才发现自己已经
深陷困境,他们所购买的那套位于沙田的住房,此时的市价只有约420万港元,即使有人愿意以这个价格买入,他们仍然要拿出170万港元赎回按揭,才可出售
这套住房。而此时他们的银行存款已经花光?如何有这笔钱?因此,他们只得继续公款(算上原本自住的房产,他们每月要向银行缴付9万港元的按揭),期望楼市
复苏,他们削减开支,出售了宝马。
可惜事与愿违,市场复苏遥遥无期。李先生工作的公司也濒临破产,1999年初,他惨遭解雇,不得不出售自己居住的半山住宅,在湾仔租住了一个小的出租屋,
售楼所得的钱在偿还银行贷款和扣除基本开支之后所剩无几。数月后,李太太的公司采取精简截留的措施,她的薪水削减了10%,夫妇俩也因此拖欠沙田住房的供
款。2001年,李太太也被解雇,夫妇俩被银行宣布破产。
李先生夫妇的故事不是个例,在过去的20年,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占中行动能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即便是有人保住了工作,面对暴跌的房价和股价,面对时刻背着的负资产房贷按揭的包袱,仍然胆战心惊。
中产阶级在高地价政策下破产,而高地价政策也成为催生超级富豪家族了因素,这些家族所控制的大财团,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巨大的市场影响力。在地产业,这些大
地产商凭借其无可比拟的财力,排挤其他的经营商,并购如可供出售土地中最珍贵的地皮,在修订契约的制度下,他们通过庞大的土地储备和用作公共用途的土地,
享有土地成本的比较优势,进而在地产业形成垄断。而在上世纪90年代,地产商采取土地投标策略,中小地产商往往因购入高额的土地储备而债台高筑,在
1997-2003期间的地价下行的时间内,多家中小型地产商惨败,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足够的土地储备,相比拥有大量廉价土地储备的大地产商,中小地产
商承担的风险要高许多,加之其财力较大地产商薄弱,当房价走入下跌通道时,他们的处境便岌岌可危。
如果说地产业在高地价政策下形成垄断,那其他的公共事业呢?以公共交通为例:香港地铁的运营归于港铁公司,而港铁公司的第一控股股东则为香港政府,因此,
政府可以通过不公开或者半公开的方式出售港铁沿线的地皮,开发港铁沿线的楼盘,并从中获益。而香港最大的两家巴士公司载通国际(原“九龙巴士”)和新世界
第一巴士(简称“新巴”)则均为郭氏家族旗下的新鸿基地产的附属机构。那么其他的公共事业呢?无一例外,也遭到垄断。比如电力,香港有两家电力服务商,分
别为属于李嘉诚家族的香港电灯和属于嘉道理家族的中电控股。而在燃气业,则为煤气公司(全称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一家独大,为李兆基家族所控制。最受
人诟病的是超市业,香港的超市有70%为李嘉诚家族所控制的和记黄埔旗下的百佳和怡和洋行旗下的惠康所分食,剩下的30%则为其他168家超市经营商分
占。并且,与其他地区的超市行业不同的是,由于受惠于地产商的垄断,因此在地产商开发楼盘之后,其旗下的超市会迅速入驻以占领市场。期间不是没有实力雄厚
的非地产财团想要打破垄断,但无一例外均铩羽而归,较为明显的例子是现传媒大亨黎智英创办的苹果速销结业事件。
1999年,香港商人黎智英创办苹果速销(adMart)。他在全香港设立多家小型门市,顾客只需要通过电话、传真以及网购的方式下订单,运输车队便会把
商品送达到顾客家中。黎智英是一名成功的香港商人,他创办了佐丹奴,《苹果日报》,《壹周刊》,都取得了成功,但是这一次却以失败告终。2000年12
月,苹果速销全面结业。而其原因,黎智英曾说:苹果速销的主要绊脚石是竞争对手向供货商施压,要求不向苹果速销供货,于是他不得不在海外采购商品,从而增
加经营成本。而《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则指出:“苹果速销向香港消费者引入电商,企图挑战长期做大的经营商,却遇到凶猛及不公平的反攻。……黎智英的苹果
速销被两家超市巨人击败。这种不受掣肘的权力令这个城市成为网络死水。”
2003年,香港开始向内地开放自由行,从表面上看,香港似乎是由此获益,实际上,因为自由行的开放,地产霸权进一步加剧,在旺角,不少零售业的中小业者
因为地产商的加租而不得不歇业,将铺面转让,而接盘的却是因为自由行而获益的如周大福,周六福,周生生这样的珠宝店,以及像卓悦,莎莎这样的以销售药品和
化妆品为主的连锁商铺,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零售业的垄断。
占中的历史与政治原因
其实作为一个内地人,要理清楚香港的选举制度,政治制度以及经济结构其实并不容易,虽然香港与深圳只是隔了那一道浅浅的深圳河。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
来,或者把时间上溯更久远一点,自67暴动以来,香港市民一直在争取民主。而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在世界上的殖民地也已经或独立,或启动民主政治改
革,其中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均独立或完成民主制度改革,唯独香港——这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没有进行民主制度改革。是英国人不
给么?不是,根据最近解密的英国外交部的FCO40/327档案来看,恰恰是因为英国要给香港民主制度,而因为中国政府的反对而被搁置。当时的中国总理的
周恩来在接见访华的英国Lieutenant
Colonel
Cantlie时,希望Cantile向当时的英国首相转达以下的话:“任何将香港变成自治领(如新加坡)的行动,中国均会视之为非常不友善的举动,中国
希望现时香港的殖民地状态,丝毫不变”。同时在档案中,也见到廖承志关于香港的言论:“英国不会喜欢美国这个提议,是毋容置疑的……美帝国主义者将永远不
会成功。可是若这个建议是由英方提出的,就是另一回事了,到此非常时刻,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积极行动,解放香港,九龙和新界。”然而,为什么在中共建政
之后不收回香港呢?廖承志指出:中方从不承认港九新界是英国领土,但因为英国继续管治香港对中国有利,所以才不要求收回,中国希望收回的,是发展良好的香
港,而不是一个如同废墟般的地方。
在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中有一个章节专门描写1949年的香港,那个时候,难民大量涌入,多数难民都曾遭到中共的迫害,或在土地改革和公私合营中
失去财产,或在之后的历次运动中遭到批斗而不得不逃往香港,这当中有秦厚修——台湾现任领导人马英九的父亲——马英九在他逃难香港的时候出生,有国民党著
名将领白崇禧——他的儿子白先勇成了著名的文学家——也出生在香港,有上海大亨杜月笙,按照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们都是被斗争的对象,都是要被施行
“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我也曾在此次占中运动中随机询问过参与游行队伍的普通市民,他们的父辈,祖辈多是在1949,镇反,反右,文革,以
及上世纪70年代广东地区大逃港时侥幸逃过边防官兵的枪口逃来香港讨生活的。而到了他们这一代,生活虽然不如意,却比父辈好了不少,也正是因为他们父辈或
祖辈的经历,他们对中共其实并无好感,同时也将这种个人的好恶传授给了下一代。
2014年七一游行的队伍很长,我3点乘坐地铁到达维多利亚公园,而从进入游行队伍,到最终离开这个地方,我用了3小时的时间。而这个队伍完全抵达位于中
环的遮打花园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11点。这长长的队伍,表达了对香港现任政府的不满,他们嘲笑现任特首梁振英为689,意为在香港这个有着500万选民
的地方,梁振英只需要689票就能够当选特区行政长官。他们要求梁振英下台,要求得到真正的普选,而不是在一个小圈子范围内的选举。
我抵达香港之后,曾经询问过一个香港的朋友关于香港选举制度的问题:什么是功能组别?
关于废除功能组别的言论,早在2009年我以一名普通的内地游客的身份抵达香港的时候就在旺角的街头看到有人发传单,但那时并不了解,也无太多兴趣,而此
次占中游行再提废除功能组别,我觉得有必要从此处入手,从而了解香港的选举制度。我的朋友——这位在香港从事新闻业十多年的资深评论员向我解释了功能组
别:其实这就是一个小范围的选举,立法会的各个议席中,除了1/3的席位来自于公民投票之外,其他的席位均来自于功能组别,所谓功能组别,就是将香港社会
划分为20的不同的功能组别,如科技界,商界,饮食界,渔农界,工业界,教育界,文化界等30多个功能界别,除了劳工界有三张选票之外,其它的功能界别只
有一票,这就决定了被选举权被垄断于该功能组别的寡头。这样说可能很难直接的解释清楚,那么可以试着举例,来解释什么是功能组别:
以饮食界为例,假如某大型餐饮业的老板要竞选立法会议员,那么他会和他的供货商说:我要竞选,所以你必须要投我的票,我若未当选就不要再做我的生意。由于
香港的经济结构的高度垄断,他的供货商也就不得不投票给他,那么他当选自然而然也就毫无意外。同时受人诟病的还有渔农界,由于香港这个高度发展的城市已经
没有多少真正的渔民和农民,故所谓的渔农界的成员完全由政府操控,这种暗箱操作的选举自然更加受人诟病。至于商界和金融界,多数选票都集中在大地产家族的
代理人和大银行家的代理人上,他们所代表的自然是垄断家族的利益,这也就导致了香港经济进一步的高度垄断,而香港政府的施政政策也将进一步往地产家族及商
界倾斜。
也正是因为功能组别,导致回归十七年来,泛民党派成为永远的反对党,亲北京的建制党派成了永远的执政党,泛民党派希望获得执政权,而普通的香港市民希望通过普选来打破垄断,选出广大市民的利益代言人。
截至今日成稿,香港的占中运动仍在进行,而旺角的狗血闹剧依然持续上演,位于将军澳的壹传媒的总部也被从深圳组织来的反占中人士包围,与此同时也有黑社会
成员在现场监视。而在位于金钟的特首办公室门前,示威者与警察之间的道路争夺战已经持续了三日,警方甚至不惜动用私刑将一名示威者——他是泛民党派阵营中
的公民党的成员——殴打致重伤。笔者不知道占中运动将如何收场,或是警方再次施放催泪弹,也或者是出动解放军(根据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条,在特区政府无法控
制局面的情况下,可向中央申请,请驻港部队来维持秩序,同时香港本地的法律将不再适用,藉以代替的是全国通行的法律),也或者是学生与政府之间的谈判能够
达成共识,最终双方和平收场,到底怎样,还需要去关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2014-10-30 文韬武略 扭腰在中国
占中运动启动至今历时已有一月,学生们依然占据在街头抗争,对于未来,更多的是迷茫,对话,这或许已经是唯一能解决的途径。通过一个月的抗争,工商界已经
出现分化,就在上周,亲建制的自由党首领田北俊公开要求特首梁振英下台,而学联与政府之间,也举行了一次对话,虽然没有成果,但已经是好的开始。对于运动
的走向,谁也说不清楚,迷茫,悲观,这样的情绪一直在蔓延。从运动开始,甚至从今年的七一游行开始,对于为什么要占中这个疑问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挥
之不去,于是,才有了这篇文章。文章写成已经半月有余,现在再看,仍然有不彻底的地方,比如港人的5月35日事件情节也是此次运动的远因。每年六月四日在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都会有追思会,平反5月35日事件在香港也已经喊了多年,这个逐步失去自由,失去人权的地方,抗争似乎成了唯一的出路。
622全民公投与玉林荔枝狗肉节
第一次到香港是在6月28日,距离2014年的七一游行还有两天,在这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广西玉林正在过荔枝狗肉节,一时间广大爱狗人士齐聚广西玉林,为
捍卫狗权与当地人争论不休。而关于该不该吃狗肉,则成了那段时间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在互联网上有人嘲笑这个捍卫狗权的行动:“在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度,人
们却在为狗权而抗争”。
当我跨过深圳河,来到香港之后,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象:在那里,人们正热衷于进行一次投票,以决定2017年特首选举的方式。其间,在国内也偶尔有提到这
次公投,无一例外均冠以“非法”,“港独”之称。《环球时报》数度撰文批评此次行动是要“让香港独立”,“是非法的,不被国家承认的公投”。
七一占中游行与反占中游行
香港的622公投,最终有超过71万人参与。最终真普选联盟方案的方案获得通过,即不设提名委员会,用一人一票的方式选出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香港总人口
约有700万,拥有投票权的选民为500万,如果一场公投有71万人参与的话,那么参与公投的人数已经超过了香港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已经算是一种民意的表
达。而接着在7月1日进行的每年例行的游行中,参与人数高达51万。当然,这些信息在国内不可能看到,国内媒体对此事也是只字不提,包括我所服务的新闻机
构,在提到香港的时候,亦特别点出需要回避。而随后在7月1日举行的游行当中,其主题亦无例外是关于2017年香港普选特首,关于香港的政治改革。泛民党
派提出了“真普选,无筛选”的口号。
自2003第一次七一大游行年以来,历次七一游行在国内均被“和谐”,此次游行亦无例外。而在7月中旬的一次反占中游行当中,内地媒体却大肆报导,而内地
互联网上的消息则说,参与反占中游行的多为内地在港中资机构的成员,甚至还有内地游客,有人专门花钱雇佣游客们参与游行,价格是每人400港币,这其中也
不乏香港本地的黑社会成员。
被撕裂的香港社会
如果我从未踏足过香港这片土地,又或者我没有从事新闻这个工作,可能我会认同国内媒体的言论,至少我会觉得他们所说应该没错:622公投以及后来的占中集
会,是由国外敌对势力阴谋策划,由一小撮港独分子参与的非法的公投和集会,广大市民虽有参与,但也是被一小撮的港独分子所利用。但我真实踏足这片土地之
后,我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而官方媒体的阴谋论也很难站住脚。试问,如果真有国外敌对势力,那他们又是谁?是哪个国家?一个还是多个?谁是金主?是政府机
构,还是私营单位?受主又是谁?是个人,还是公司,抑或某个泛民政党或者其他的政治组织?是怎样支持的?如果是经济上支持,那么资金又用于何处?接受了多
少资金?资金最终流向何处?对于这些问题,国内的官媒均无任何解答,也无任何回应。笔者所见的,是一个被撕裂的社会,是一个愈加两极分化的社会,而有一种
力量正在加剧这样的分化。这种力量,能够见到的是来自于媒体,确切的说,来自于《环球时报》及其在香港的小兄弟《大公报》、《文汇报》。而《环球时报》那
种极左的民粹主义言论,更是激起了港人的反感,而在内地呢?“港独”这个字眼近几年开始流行起来,在内地媒体所看到的是港人对于内地游客不文明行为的反
感,“香港人优先”这个Facebook群组在内地一时间成为热词,这源于那位叫做“招显聪”的“香港人”举着殖民地时期的龙狮旗冲击驻港部队军营,这也
激起了内地人对香港的反感。正是由于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相互了解的片面性,加上媒体的炒作,疏远了港人与内地人之间的感情。
我在七一游行的队伍中曾经问过香港的普通市民,可知道《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结果只有少部分人知道《南方都市报》,知道这份报纸是为民发声,却被
中共打压,他们甚至知道这份报纸的创办人程益中——一位已经不容于中国大陆的媒体人。除此之外,便是那份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都已经恶名昭彰的《环球时报》。
如果说媒体的力量只是反应在纸面上的话,那么10月3日在旺角所发生的事情,则更为直观地显示这个被撕裂的社会到了什么程度。这一天,《苹果日报》记者王家文写下了这样的话:
昨午3时15分,记者来到旺角道,几名反占中人士分头挑衅,包围物资处,推撞学生,拉扯市民,发疯般拆烂物资处铁架,打烂木梯,继而狂踩每箱瓶装水,再扔向学生。
一名年轻人遇袭,随手拿起水瓶往外扔,十多名反占中者随即挥拳追打,再推倒他在地上,然后是十多双腿不断狂踢,对,是狂踢。踢向屈曲着身体的青年,无论手、脚还是头颅,就像要踩死一只蚂蚁一样。记者能做的,就是举起相机把证据拍录下来。
旺角道历时起码半小时的骚乱,没有一个警察。
这些声称爱香港、要和谐的反占中人士,不断怒叫“X你老母!”、“打死他!”,部份人扬言“不够人我在多叫点人来!”、“敢带黄丝带,我回头清你场”、“没有警察看着你们死定了!”。
有人带头挑衅,也有人负责指挥,见有人出手打人,就拉着他交头接耳,然后退向另一处,再冲!有别上“爱港之声”襟章的男子,在警察面前挥拳殴打占中者,连警察也殃及,但没警告、没拘捕,甚至没哼半句。
那警察在做什么呢?下午约五时,在亚皆老街和弥敦道交界,聚集数百名反占中人士,威吓说要清场,光复旺角,情况越来越失控,但现场仅得十多名警员作分隔。同一时间,占中人士筑起人链守护主台,被辱骂、被拍打,都不作声、不还击。有人流泪,也有人昂首向天。
到下午六时,警方才增派人手到场,有警员说刚刚才到。其后一名警官却在主台说,占中人士非法集会,再不离去就会作出拘捕。
那记者看见什么呢?一名纹身汉拿起水瓶,喝了一口水,刻意向前吐向记者,站在前方的警员同样被殃及,却以笑脸相向。纹身汉随手向人群投掷水瓶,便衣探员依
然挠着双手无动于衷。有记者被追打,镜头也被扭甩,记者身旁的女孩,忽然被人掌掴,现场警察或不理、或仅劝说,施袭者一脸嚣张。
那反占中人士做了什么呢?除了打人、打记者,投掷杂物外,当警方带占中者到港铁站,那段不足50米的路程,有哭红了眼的少女,被围观妇人辱骂“回去做鸡
啦!”;有年老长者一拐一拐离开也不放过,“阿伯咒你快点死!”,向他投掟水樽和未饮过的柠檬茶,护送警员只说不要掟,“会扔到警察”;有血流披面的年轻
人获掌声欢迎,“该死,死不了回去跳楼死”。
那记者看不见甚么?记者看不见有铁马、有胡椒喷雾,更不要说催泪弹;记者看不见警方举起摄录机,到了晚上十时,也看不见警员举起警告旗,驱散发了疯发了狂的反占中人士。
旺角的骚乱持续了多日,我亲见学生被打,也亲见反占中的黑社会分子被学生打在地上倒地不起,亲见警察抓了挑起事端的反占中人士被在被学生追赶之后,逃入大厦被警察保护起来,之后再出来闹事,最后警察在学生的舆论之下不得不将其带走,但不过多久又偷偷地将其释放。
旺角的狗血剧就这样一再上演,整个地区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却似警方有意为之。警方不作为么?不是。10月3日凌晨,维持秩序的警察面对学生,使用了警
棍。随后防暴警察出动,又见黑社会成员在一旁挑衅,以激起学生与警方的冲突。在众多媒体记者在场记录,以及学生代表的劝阻下,冲突最终未发生,但我却听见
了旁边三五个黑社会聚集在一起议论,他们的议题是怎样爱国。
黑社会——爱国,这两个词语我怎么都联系不到一起,但“爱国”,“祖国母亲”,“挂国旗”,“中国人”这些词语却真真地出自于他们的口中,这一刻我终于明
白,原来在统一战线下,黑社会也是可以团结的对象。那么,号称“爱国”的黑社会成员又在做什么呢?有妓女在街口一边脱衣一边大叫“学生非礼”,有黑社会成
员绑上黄丝带混入学生队伍,借占中与敌对黑社会组织互相争夺利益。这些在场的警察都看在眼里,却也置之不理。
高度垄断的香港经济结构与地产霸权
香港的社会被撕裂至此,除了来自媒体的“功劳”之外,其根源还是来自于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自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来,而香港的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0.4以
上,而0.4正是国际警戒线。超过这条警戒线,游行示威,抗议等街头抗争将不可避免。近年来,“地产霸权”这个词在香港很是流行。而在地产霸权之下,是一
个高度垄断的经济结构。
上世纪70年代,香港的经济开始起飞,伴随着香港经济起飞的,是李嘉诚家族,李兆基家族,郑裕彤家族,新鸿基地产的郭氏家族,以及船王包玉刚所创办的九龙仓及其现任掌门人吴光正家族,还有中电集团创始人艾利·嘉道理(EllyKadoorie)家族。
这些家族为香港的经济高速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造成了今日香港经济的高度垄断,并且毫无例外的是,他们均依靠香港最珍贵的天然资源——土地致富。
自《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来,香港政府一直执行着高地价政策,造成了香港寸土寸金,地少人多的假像。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散布在新界,香港岛,以及各个离岛
上大大小小均未开发的荒地。按照《中英联合声明》的约定,香港政府每年的土地供应只限50公顷,使得香港的房价在1985年至1997年间如火箭般不断飙
升,由此也令这些地产财团无比兴旺。而这些财团往往有香港政府做后盾,无论在回归前还是回归后,政府都是香港唯一的土地供应来源,政府可以通过出售土地或
修订合约补偿低价获得收入,在地产业也有既得利益。
笔者曾经在香港湾仔的地铁口接到一份地产中介的传单,在湾仔区,一间300平方英尺(约30平方米)的老旧的二手房,其每平方英尺的价格约为13000元
港币,按照1平方米=10平方英尺的换算标准来算,那么这间在湾仔的二手楼每平方米的价格高达13万元港币,即便折合成人民币,也已经超过十万元,远高于
国内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的房价。而在占中的集会队伍中,笔者也听到一些市民抱怨:即便是偏僻的诸如屯门,天水围这样的“下只角”的地方,新房的每平米均
价也在20万元港币上下。
面对天价的房价,市民普遍负担不起,而在回归后,香港政府亿雄心勃勃,提出每年新增85000个住房单位,希望在2007年前,全香港的70%的家庭能够
自置居所。这项计划在1997年时任行政长官的董建华在其施政报告中提出,简称“八万五计划”。而此时正值香港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八万
五计划”的推出,直接导致香港的楼市一片惨淡,不少中产阶级也因此而破产,从此香港多了一个阶层——“负资产阶层”。
在潘慧娴所著的《地产霸权》一书中,就描述了一个中产阶级破产的故事:
1997年底,金融风暴袭击香港。此时李先生已经在一家中型的地产公司的项目部担任高级建筑师已经七年。他刚满40岁,已婚,并育有两个孩子,分别为10
岁和12岁,均就读于国际学校。李先生夫妇的月收入共计12万港元,享有中产阶级优越的生活,居于港岛半山一个1500平方英尺(约150平方米)的住
房,于90年代初买入,月供40000港元。周末他们会驾驶着新款宝马前往郊区度假。李先生的太太是欧洲一家投行的投资分析员,他们没有余暇时间去做饭及
料理家务,这些都交予菲佣打理。在1997年夏天,夫妇俩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使他们的生活骤然发生转变。
当时香港的房价如脱缰野马般急剧上升,李先生一位圈内的朋友通过快速转手豪宅,在短短数月内已经赚取了数百万港元。在这年夏天李先生夫妇花了2个周末的时
间参观龙头地产商推荐销售的一套示范豪宅,心想若能快速转手获利,用来买一辆奔驰也不错。于是夫妇俩看中了沙田马场附近的豪宅。额外的按揭确实令他们每月
的生活费用紧张,但他们认为,若能快速卖出这套豪宅,风险亦不大,况且他们的许多圈内的朋友都能从炒房中赚取块钱,如果自己不参与炒房,很快就不及朋友们
富裕,并且因为每年都有50公顷的限制,土地的供应永远也无法满足市民的住房需求,房价只会上升——至少,地产商和地产经纪都是这样说的。
前景看起来多么美好,最后李先生夫妇选择了一个位于沙田的高层住房,标价850万港元,他们倾尽所有银行存款,合共260万港元来支付30%的首期,然后将住房抵押,取得590万港元的按揭贷款,每月须偿还约5万港元,此时已经是1997年8月。
然而,灾难降临。货币危机触发股市暴跌,李先生夫妇首先损失了一小部分财富,在他们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房价已经下跌了50%,此时他们才发现自己已经
深陷困境,他们所购买的那套位于沙田的住房,此时的市价只有约420万港元,即使有人愿意以这个价格买入,他们仍然要拿出170万港元赎回按揭,才可出售
这套住房。而此时他们的银行存款已经花光?如何有这笔钱?因此,他们只得继续公款(算上原本自住的房产,他们每月要向银行缴付9万港元的按揭),期望楼市
复苏,他们削减开支,出售了宝马。
可惜事与愿违,市场复苏遥遥无期。李先生工作的公司也濒临破产,1999年初,他惨遭解雇,不得不出售自己居住的半山住宅,在湾仔租住了一个小的出租屋,
售楼所得的钱在偿还银行贷款和扣除基本开支之后所剩无几。数月后,李太太的公司采取精简截留的措施,她的薪水削减了10%,夫妇俩也因此拖欠沙田住房的供
款。2001年,李太太也被解雇,夫妇俩被银行宣布破产。
李先生夫妇的故事不是个例,在过去的20年,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占中行动能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即便是有人保住了工作,面对暴跌的房价和股价,面对时刻背着的负资产房贷按揭的包袱,仍然胆战心惊。
中产阶级在高地价政策下破产,而高地价政策也成为催生超级富豪家族了因素,这些家族所控制的大财团,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巨大的市场影响力。在地产业,这些大
地产商凭借其无可比拟的财力,排挤其他的经营商,并购如可供出售土地中最珍贵的地皮,在修订契约的制度下,他们通过庞大的土地储备和用作公共用途的土地,
享有土地成本的比较优势,进而在地产业形成垄断。而在上世纪90年代,地产商采取土地投标策略,中小地产商往往因购入高额的土地储备而债台高筑,在
1997-2003期间的地价下行的时间内,多家中小型地产商惨败,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足够的土地储备,相比拥有大量廉价土地储备的大地产商,中小地产
商承担的风险要高许多,加之其财力较大地产商薄弱,当房价走入下跌通道时,他们的处境便岌岌可危。
如果说地产业在高地价政策下形成垄断,那其他的公共事业呢?以公共交通为例:香港地铁的运营归于港铁公司,而港铁公司的第一控股股东则为香港政府,因此,
政府可以通过不公开或者半公开的方式出售港铁沿线的地皮,开发港铁沿线的楼盘,并从中获益。而香港最大的两家巴士公司载通国际(原“九龙巴士”)和新世界
第一巴士(简称“新巴”)则均为郭氏家族旗下的新鸿基地产的附属机构。那么其他的公共事业呢?无一例外,也遭到垄断。比如电力,香港有两家电力服务商,分
别为属于李嘉诚家族的香港电灯和属于嘉道理家族的中电控股。而在燃气业,则为煤气公司(全称为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一家独大,为李兆基家族所控制。最受
人诟病的是超市业,香港的超市有70%为李嘉诚家族所控制的和记黄埔旗下的百佳和怡和洋行旗下的惠康所分食,剩下的30%则为其他168家超市经营商分
占。并且,与其他地区的超市行业不同的是,由于受惠于地产商的垄断,因此在地产商开发楼盘之后,其旗下的超市会迅速入驻以占领市场。期间不是没有实力雄厚
的非地产财团想要打破垄断,但无一例外均铩羽而归,较为明显的例子是现传媒大亨黎智英创办的苹果速销结业事件。
1999年,香港商人黎智英创办苹果速销(adMart)。他在全香港设立多家小型门市,顾客只需要通过电话、传真以及网购的方式下订单,运输车队便会把
商品送达到顾客家中。黎智英是一名成功的香港商人,他创办了佐丹奴,《苹果日报》,《壹周刊》,都取得了成功,但是这一次却以失败告终。2000年12
月,苹果速销全面结业。而其原因,黎智英曾说:苹果速销的主要绊脚石是竞争对手向供货商施压,要求不向苹果速销供货,于是他不得不在海外采购商品,从而增
加经营成本。而《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则指出:“苹果速销向香港消费者引入电商,企图挑战长期做大的经营商,却遇到凶猛及不公平的反攻。……黎智英的苹果
速销被两家超市巨人击败。这种不受掣肘的权力令这个城市成为网络死水。”
2003年,香港开始向内地开放自由行,从表面上看,香港似乎是由此获益,实际上,因为自由行的开放,地产霸权进一步加剧,在旺角,不少零售业的中小业者
因为地产商的加租而不得不歇业,将铺面转让,而接盘的却是因为自由行而获益的如周大福,周六福,周生生这样的珠宝店,以及像卓悦,莎莎这样的以销售药品和
化妆品为主的连锁商铺,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零售业的垄断。
占中的历史与政治原因
其实作为一个内地人,要理清楚香港的选举制度,政治制度以及经济结构其实并不容易,虽然香港与深圳只是隔了那一道浅浅的深圳河。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
来,或者把时间上溯更久远一点,自67暴动以来,香港市民一直在争取民主。而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在世界上的殖民地也已经或独立,或启动民主政治改
革,其中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均独立或完成民主制度改革,唯独香港——这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没有进行民主制度改革。是英国人不
给么?不是,根据最近解密的英国外交部的FCO40/327档案来看,恰恰是因为英国要给香港民主制度,而因为中国政府的反对而被搁置。当时的中国总理的
周恩来在接见访华的英国Lieutenant
Colonel
Cantlie时,希望Cantile向当时的英国首相转达以下的话:“任何将香港变成自治领(如新加坡)的行动,中国均会视之为非常不友善的举动,中国
希望现时香港的殖民地状态,丝毫不变”。同时在档案中,也见到廖承志关于香港的言论:“英国不会喜欢美国这个提议,是毋容置疑的……美帝国主义者将永远不
会成功。可是若这个建议是由英方提出的,就是另一回事了,到此非常时刻,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积极行动,解放香港,九龙和新界。”然而,为什么在中共建政
之后不收回香港呢?廖承志指出:中方从不承认港九新界是英国领土,但因为英国继续管治香港对中国有利,所以才不要求收回,中国希望收回的,是发展良好的香
港,而不是一个如同废墟般的地方。
在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中有一个章节专门描写1949年的香港,那个时候,难民大量涌入,多数难民都曾遭到中共的迫害,或在土地改革和公私合营中
失去财产,或在之后的历次运动中遭到批斗而不得不逃往香港,这当中有秦厚修——台湾现任领导人马英九的父亲——马英九在他逃难香港的时候出生,有国民党著
名将领白崇禧——他的儿子白先勇成了著名的文学家——也出生在香港,有上海大亨杜月笙,按照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们都是被斗争的对象,都是要被施行
“无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我也曾在此次占中运动中随机询问过参与游行队伍的普通市民,他们的父辈,祖辈多是在1949,镇反,反右,文革,以
及上世纪70年代广东地区大逃港时侥幸逃过边防官兵的枪口逃来香港讨生活的。而到了他们这一代,生活虽然不如意,却比父辈好了不少,也正是因为他们父辈或
祖辈的经历,他们对中共其实并无好感,同时也将这种个人的好恶传授给了下一代。
2014年七一游行的队伍很长,我3点乘坐地铁到达维多利亚公园,而从进入游行队伍,到最终离开这个地方,我用了3小时的时间。而这个队伍完全抵达位于中
环的遮打花园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11点。这长长的队伍,表达了对香港现任政府的不满,他们嘲笑现任特首梁振英为689,意为在香港这个有着500万选民
的地方,梁振英只需要689票就能够当选特区行政长官。他们要求梁振英下台,要求得到真正的普选,而不是在一个小圈子范围内的选举。
我抵达香港之后,曾经询问过一个香港的朋友关于香港选举制度的问题:什么是功能组别?
关于废除功能组别的言论,早在2009年我以一名普通的内地游客的身份抵达香港的时候就在旺角的街头看到有人发传单,但那时并不了解,也无太多兴趣,而此
次占中游行再提废除功能组别,我觉得有必要从此处入手,从而了解香港的选举制度。我的朋友——这位在香港从事新闻业十多年的资深评论员向我解释了功能组
别:其实这就是一个小范围的选举,立法会的各个议席中,除了1/3的席位来自于公民投票之外,其他的席位均来自于功能组别,所谓功能组别,就是将香港社会
划分为20的不同的功能组别,如科技界,商界,饮食界,渔农界,工业界,教育界,文化界等30多个功能界别,除了劳工界有三张选票之外,其它的功能界别只
有一票,这就决定了被选举权被垄断于该功能组别的寡头。这样说可能很难直接的解释清楚,那么可以试着举例,来解释什么是功能组别:
以饮食界为例,假如某大型餐饮业的老板要竞选立法会议员,那么他会和他的供货商说:我要竞选,所以你必须要投我的票,我若未当选就不要再做我的生意。由于
香港的经济结构的高度垄断,他的供货商也就不得不投票给他,那么他当选自然而然也就毫无意外。同时受人诟病的还有渔农界,由于香港这个高度发展的城市已经
没有多少真正的渔民和农民,故所谓的渔农界的成员完全由政府操控,这种暗箱操作的选举自然更加受人诟病。至于商界和金融界,多数选票都集中在大地产家族的
代理人和大银行家的代理人上,他们所代表的自然是垄断家族的利益,这也就导致了香港经济进一步的高度垄断,而香港政府的施政政策也将进一步往地产家族及商
界倾斜。
也正是因为功能组别,导致回归十七年来,泛民党派成为永远的反对党,亲北京的建制党派成了永远的执政党,泛民党派希望获得执政权,而普通的香港市民希望通过普选来打破垄断,选出广大市民的利益代言人。
截至今日成稿,香港的占中运动仍在进行,而旺角的狗血闹剧依然持续上演,位于将军澳的壹传媒的总部也被从深圳组织来的反占中人士包围,与此同时也有黑社会
成员在现场监视。而在位于金钟的特首办公室门前,示威者与警察之间的道路争夺战已经持续了三日,警方甚至不惜动用私刑将一名示威者——他是泛民党派阵营中
的公民党的成员——殴打致重伤。笔者不知道占中运动将如何收场,或是警方再次施放催泪弹,也或者是出动解放军(根据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条,在特区政府无法控
制局面的情况下,可向中央申请,请驻港部队来维持秩序,同时香港本地的法律将不再适用,藉以代替的是全国通行的法律),也或者是学生与政府之间的谈判能够
达成共识,最终双方和平收场,到底怎样,还需要去关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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