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2日星期四

450万亿 中国房产市值超美欧日之和 下一步是持续下滑还是继续上扬 一切未知

昨天,财新峰会上,著名开发商潘石屹又耍起了滑头,他说房价高不高,有没有泡沫我说一个数字你们自己判断,于是他抛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房地产总市值多少?他说自己查了好多数字,其中有200万亿,300万亿,最多的一个数字是470万亿,然后他说,最近看到了一张图表,上面显示,中国的房地产总市值是65万亿美元,大约450万亿人民币,如果是这个数字,那么也就意味着中国的房地产总市值,超过了美国,欧盟,日本的总和。这一数字还是我们所有国有资产总和66.5万亿人民币的7倍。潘总最后留下一个发人深省问题,是国有资产少了呢,还是房价高了呢?

  其实在知识星球齐俊杰的粉丝群里小伙伴,对于这个数字应该并不意外,我们去年就已经说过了,房地产总市值高达450万亿,是货币供应量M2的将近3倍,是流通中的货币M1的8倍,大家都说货币超发了,但其实房地产创造的泡沫市值远远超过了货币供给。潘总所提到的网红数字图表,不光有房地产总市值,还有股票总市值跟全球的对比,美国30万亿美元房产,30万亿美元股票。欧盟是20万亿美元房地产,20万亿美元股票,日本10万亿美元房地产,6万亿美元股票市值,而咱们65万亿美元的房地产,6万亿美元的股票市值。人家都是股票市场市值与房地产市场市值大体相当,而我们却差了十倍,那么问题又来了,是房地产高了呢,还是股票市场低了呢?又或者既是房地产高了,又是股票低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我们才是光荣伟大正确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错了,而且他们错的很离谱。

  我们既然反复的表态,要进一步开放国门,要全球化,市场化,这个方向不会改变,那么也就意味着最终就是金融互通,也就是说全球资产价格水平会平衡,那么大家可以再思考,是全球的资产价格结构向我们靠拢呢?还是我们向其他国家靠拢?这就好比冬天出门的时候,你是想着多穿点衣服呢?还是准备用你强大的内力,去自发热,把全球气候变暖?



  说个小事,也可以看到目前楼市的变化,最近老齐在网上看到某房地产人士的发言,他发现北京500万的房子,还有人问问,超过800万的,现在连带看的都少了,1500万总价的房子,基本无人问津。当然还有3000万以上的房子,据中介说有位业主急售,奥运村的位置,挂牌3500万,2个月降到了3200万,这老哥很着急,几乎天天跑中介问怎么样了,有一天正好碰见了一个有意向的。老哥如获至宝,也很爽快,说这样!一口价3000万你拿走,中介费和税费我还包了。房子里的家具电器,精装修,全都留给你。基本没怎么住过,所以全新的,这么一通让利之后,不过看房那哥们最后呵呵一笑,用句抖音上时髦的话讲,我是差那200万的人吗?我差的是那3000万,于是这位房地产人士,又给我们留下了一道很深奥的难题,到底谁会接房地产的盘?

  确实如此,根据统计即使是上市公司,有三分之一的企业一年净利润不到3000万,2017年,3000多家上市公司中,只有不到30位董事长的年薪超过了500万,这还是税前收入,砍掉所得税,基本上只有一半。也就是说即使是全中国最赚钱的上市公司的一把手,买一套3000万的房子,也得差不多10年的时间。那么贷款能不能买呢?首付1000万,贷款2000万,期限30年,每月还款10.5万。也就是说,每年还贷130万,按照房贷收入比50%计算,你至少得税后年薪260万以上,还原所得税,如果你没有税前年薪400万,根本供不起这样的房子,这种收入,在全国有多少呢?反正上市公司中,只有42位董事长有这个实力。

  所以,直接买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了,唯一符合逻辑的就是置换,卖掉之前2000多万的房子,买这个3000多万的,但如果人家真有2000多万了,也能买的起3000万的房子了,其实放眼全世界,也基本想住哪住哪了,即便在美国纽约,洛杉矶或者旧金山,只要不买曼哈顿的豪宅,基本都问题不大。所以这种选择和替代性其实是相当多的。这种人也应该早就有了全球化的视野。所以他们真的会在北京接盘吗?

  老齐从中介那了解到,现在豪宅成交极低,基本上一个小区一年也不见得卖一套,所以价格很稳定,因为根本没有流动性,属于自发的停牌了,但是一旦有业主因为生意问题,急需用钱,那就会搅动市场,通常都会低价甩卖。但往往甩卖也卖不掉,跌个20%,也没什么人问津,因为实在总价太高。连看的都没有。所以显然北京的豪宅,已经把资金全都给固化下来了,这部分市值已经变得不再有流动性,随着底下共有产权房项目不断推出,相当于把新增的流动性全都接到了另一个服务器里,那么商品房市场的流动性就会更少,500万的房子卖不掉,那么1000万的房子也就别想卖掉,2000万,3000万,4000万,甚至一个亿以上的房子,全都得干死在那!这就是最可怕的,市值在那,但钱却没有了。换房的需求的底层流动性,逐渐被吸纳到保障房的体系里了,那么整个换房市场就完全不转了。现在高端豪宅市场逐渐死水一潭,只能进不能出。也会慢慢的向下传导。逐渐2000万的房子,1000万的房子,也会越来越卖不动。

此文来源于:财经专栏作者、投资人 齐俊杰 

2018年11月13日星期二

鸦片战争根本不是因为鸦片,真正反对鸦片的另有其人



 


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海外华人,只要一提到鸦片战争,都充满了民族耻辱感,不加思考的认为是:
帝国主义想把鸦片卖给我们,我们不想买,于是帝国主义用船坚炮利打开了国门,强迫我们买他们的鸦片。


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真如书上所写,是由于鸦片贸易引起的这场战争,那么当时中国都已经战败了,
鸦片应该源源不断地、大肆地倾销到中国来啊!
可为什么我们一直到20世纪中叶才收回租界,而鸦片贸易在20世纪初就停止了呢?


还有,到底是谁真正的在打这场鸦片战争,又是跟谁在打这场战争?


带着这些疑问,希望你读完本文后,面对这段历史,能多些思考和反思。

01
鸦片最初是药品不是毒品

有句关于鸦片的名言——“宗教就是人民的鸦片”。
这句话是马克思说的,它误导了很多今天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对鸦片和宗教产生了错误的联想。


在马克思的时代,西方人还不知道鸦片是毒品,也不知道鸦片会上瘾。
当时的鸦片是麻醉药,医生给病人动手术之前,会让病人服用鸦片,起到止痛的效果。


马克思这句话的原意是:宗教让那些活在苦难中的无产阶级广大群众被麻醉了,以至于他们感受不到自己的痛苦。


所以,鸦片最初只是作为止痛药品被人们认识,也没有法律禁止鸦片,鸦片贸易当时是合法的。

 


02
鸦片战争的导因是什么?

鸦片战争的导因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中英之间会发生两次战争?
不同的史学家提出过不同的理论。
最简单也是最为中国人接受的一个理论就是:英国人想把鸦片卖到中国,中国不肯买鸦片,所以两边就打起来了。


其实,这个理论根本与当年的历史事实不相符!


中国的确有像林大人这样的清官反对鸦片。
但是,清政府从上到下,从地方到中央,不只是默许鸦片贩卖,甚至是支持贩卖鸦片
如果英国不把鸦片卖到中国,他们自己也要种植鸦片。


所以,不是中国人不想要鸦片,英国人硬要把鸦片卖给中国人。
事实情况是中国人想买鸦片,英国人也想把鸦片卖给中国人。


鸦片战争背后有一系列很复杂的历史因素在里面,我们必须仔细思想和查考。


03
根本原因:文化战争

哈佛学者,东亚历史权威,张馨保教授
在《林则徐和鸦片战争》(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把他对鸦片战争的诠释浓缩为一句话:Culture War Theory(文化战争)。


因为两个不同文明、不同价值观,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冲突,以至于导致了这两次中英战争(鸦片战争)。


张馨保教授认为:两个文化有什么不同呢?
中国当年是一个农业社会,儒家社会,已经几千年没有变化了。
在清政府已经走向晚清的时代,它需要转化却一直没有转化,这是中国当时的处境。


 
鸦片战争前的世界与中国

而英国,当时是一个工业社会,工业革命把英国彻底改造成了一个现代化国家,
它是capitalistic(资本主义的)社会,是一个progressive(激进的)社会,是一个restless(停不下来的)社会。
大英帝国统治下的资本主义被马克思称作:万恶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点也不错的。


当两个社会、两种文化相撞的时候,产生的冲突,导致了两次中英战争,中国人称之为“鸦片战争”,
其实不应该被称为“鸦片战争”,因为导因不是鸦片。

04
战争原因的追溯

张馨保教授对两次鸦片战争背后原因的分析,可以一直追溯到汉朝。


从汉朝以来,中原的统治者就一直自称为“天朝”。
在周朝时,就有了“天子”,普天之下叫做“天下”,周人信“天”,而“天子”就是天与地之间的“代言人”。


但周朝讲“天下”,还没有讲“天朝”,直到秦始皇“一统天下”时,也还没有讲“天朝”。
汉朝时,“天子”自称自己的朝代叫“天朝”,只要不是“天朝”的“化外人”都是“野蛮人”。


所以,从汉朝开始,中原的“天朝”和邻国的外交关系,一直就是“宗主附庸”的关系,
一直就没有平等的关系。不论是外交上,还是贸易上都没有平等关系。

05
贸易是对你的“施恩”

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本身就是个小宇宙。
中国不需要和邻国有外交,就可以自给自足。
所以,中国在历史上进行的几次锁国政策,完全都没有问题。


中国一直到清朝末年,都还没有一种平等交易的概念。
中国人根本不需要外国人的任何东西,中国人自己生产、发明的东西,就足以让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富足的国家。
任何的贸易对中国人来说,都是“天朝”对那些“未开化民族”的“施恩”。


诚然,在工业革命之前,一直都是这样。中国不需要跟外国人有外交,不需要跟其它国家进行贸易。


可是,到了工业革命之后,这个泱泱大国就变成了井底之蛙。
英国都进行了工业革命,清政府还在那边夜郎自大,还以为西方人都是未开化的野蛮人。


当时清政府规定:洋人要与我们天朝进行贸易,只能在广东的香港。
为什么在广东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广东被称作“南蛮”,是蛮荒之地。


清政府认为:你们这些外国的长毛野蛮人,你们如果要想跟大清贸易的话,就只能跟我们民族里的野蛮人进行贸易。
所以,就让他们跟“南蛮”打交道。他们没有资格到北京,天津,甚至山东这些地方去,只能去蛮荒之地。

 
英国人眼中的道光皇帝是这样的
载于《伦敦新闻画报》1842年6月4日的道光皇帝画像。



 
我们眼中的英国船:当时中国人称之为“火妖怪”

06
极不平等的“公行制度”

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之前,西洋商人只能在广东经商,而且必须服从1720年清政府制定的“公行制度”


1752年开始清廷就规定,每艘来到中国的商船到达广东港后,每艘西洋船上都必须要有一个中国商人,称为“行商”


行商有3个职责:


第一:决定商品价格


洋人带来的钟表卖多少钱,不是洋人能决定的。
虽然他们是生产者,把商品带来贸易,但是赚多少钱,价格自己不能定,是“行商”定的。
“行商”定价之后,自己要收取多少,也是“行商”定的。


“你们外国人,如果不喜欢,那你们就走,我们也不在乎!” 
所以,西洋商人来到广东经商,是非常痛苦的。他们自己连价格都不能定!

第二:监督“彼夷”


“行商”在公文中称洋人为“彼夷”,清政府认为:洋人没有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
信的是耶稣教,是非常不开化、非常野蛮的宗教,是需要被监督的。


第三:代售商品


西洋人所要销售的商品,不能由西洋人自己卖,必须由“行商”替他们代售,代售还要收取回扣。

07
赤裸裸的歧视和欺压


洋人在广东的生意做得非常的辛苦,不仅受 “行商”的欺压,
同时还要受当地政府的欺压,必须缴很多的税款,包括四项主要税款(交给清政府)。
还要对10个政府部门和商务机构,缴交各样的费用。


“行商”在帮洋人代缴各种税费时,还会私自编造各种名目,装入自己的腰包(例如进港费)。


除此之外,还有许许多多规定,令西洋人在中国觉得非常痛苦。比如,商船只能停靠海港,不能驶入运河;
上岸也只能停留港口,不能往内地走;还不能带女人入境。


“公行制度”的反应两个赤裸裸的歧视:
第一,是对外国人的歧视;第二,对商人的歧视。

在中国传统社会理念中,士、农、工、商,“商人”阶级是最低的。


西洋商人,既是外国人,又是商人。
所以他们是卑贱中的卑贱,就应该被整个社会制度践踏。
用以践踏他们的制度,就是清政府制定的“公行制度”。
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末,西洋商人一直遭受清政府的践踏。


 
1834年8月号的英文报纸《中国丛报》中将“夷目”(外国人头目)译成“barbarian eye”(野蛮人的眼睛),
这一译文激怒了英国官员。图为1832年创办于广州的《中国丛报》第一卷。

08
站在双方立场看问题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大清的意思很明显:我们不需要你们,就是不想和你们洋人做生意!


你们为什么要来和我们做生意呢?
干嘛非得把你们的东西卖给我们,我们不想要你们的东西,我们不需要你们的东西。


你们来跟我们做生意,被我们践踏,又觉得自尊心受了伤害。
我们中国人闭关锁国,就让我们锁国好了,你们洋人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和世界同步,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的社会现代化?


我们没有妨碍谁,这么想、这么做也无可厚非!


但是,西方现代主义有一个很核心的精神:就是要把别人变得都和自己一样,这就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精神。


整个东印度公司的目的,其实就是利益。尊严可以被践踏,
只要能够得到利益,他们不惜一切。
这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
但是,当西方人的尊严,被践踏到一个地步他们就受不了了,就要来打中国人。

09
万恶资本主义者的办法

一开始只有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能来到中国,其他欧洲商船都必须经由东印度公司来中国。
中国和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是一个不平衡的贸易。
如上文所述,中国有西方人想要的一切东西,西方人的东西中国人不屑一顾。


西洋人只是一些钟表、工艺品,有趣但没有很大的市场,市场需求很小。
而中国有两件东西,在欧洲有庞大的市场需求:茶叶,大黄(香料)。


所以,东印度公司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向中国购买这些商品。
但是,中国又不想买东印度公司的东西——贸易就失去平衡了。
导致东印度公司不断亏损,这时万恶的资本主义者想出了一个办法:鸦片!


东印度公司开始向中国贩卖鸦片,这成为东印度公司在国际贸易上的一个主要收入。
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种植鸦片之后,把它卖到中国。


1840年,鸦片的总交易量是37,000大箱。到1850年时,从37,000箱变成70,000大箱。
用鸦片换茶叶和大黄,这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者想出来的办法!

10
鸦片甚至变成了货币

到19世纪末,英国政府已开放私人贸易公司在中国经商,就不需要经过东印度公司了,
许多的私人商船就运送鸦片到中国来。


这导致当时中国鸦片的普及到了一定程度,在云南,鸦片已经成为了一种流通的货币。
当地,不要大洋银子,用鸦片买东西。许多中国农民也不种田了,改种鸦片,整个中国都对鸦片上瘾了。


中央的官员、地方官员、老百姓,所有阶级都染上了烟瘾。



 

一开始,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对身体有害,会造成毒瘾。
而英国人,一开始就知道,所以英国人自己不吸鸦片,却把鸦片卖到中国,
为的是不让他们的商人在国际贸易上亏损。
这就是邪恶的资本(帝国)主义!


11
林大人的思想局限

19世纪末,中国出现了一位英雄林大人。



 
林大人 (清朝道光时期大臣、民族英雄)

林大人是大清朝难得的一位清官。
但是,林大人不懂英文,对西方文化也缺少了解。
所以,虽然他很伟大,但思维还是受了时代和文化的局限。


第一个局限:
错误地认为英国人如果不在中国做生意,英国的经济就会瘫痪,
中国人和他们做生意是“施恩”给这些 “蛮夷”。


而事实上,当时的大英帝国如日中天,它并非一定要和中国进行贸易。


当然,英国跟中国贸易刚开始是亏损的。但有了鸦片之后,英国就不亏损了。
它完全可以不跟中国做生意,他还有印度、非洲、澳洲、美洲……


当时,大英帝国取代了西班牙,自称是“日不落帝国”。
原先这名字属于西班牙,后来成了英国的了,意思是全世界都有它的国土,
大英帝国的国土总是被太阳照耀着,帝国的太阳是不会落下的。
所以,它可以不跟中国进行贸易。


当然,关于这个误会,林大人很快就知道了。


第二个局限:
持守“明儒实法”的施政方针


中国虽然是儒家社会,但历朝历代的政府在施政时,都是用法家的手段在施政。
他一直认为要用严厉的方针,严厉地执行“公行的政策”,就能除去奸商,只留下那些正直的洋商……


第三个局限:
不加证实就认定英国从中国进口的大黄和茶叶,是东印度公司的主要收入,
而他认为鸦片只占这个收入的一小部分。


林大人认为:鸦片贸易的利润,对东印度公司来说根本微不足道,为什么还要卖给中国人?
为此他感到很气愤!


第四个局限:
认为英政府并不支持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贩卖鸦片,所以他认为很简单,
向英国政府报告东印公司在我们这里卖鸦片,你们自己解决,把那些人抓回去。
但他很快发现并非如此,原来东印度公司的背后,就是大英帝国的海军。


于是,林大人带着这四个误会,在与洋人交涉的时候,受到了很多局限。


12
有中国特色的抓捕

1839年,林大人下令废止东印度公司在广东所有的交易,下决心根除鸦片在中国的祸害。
雷厉风行地禁止了东印度公司在广东所有的交易。
然后,扣押了东印度公司在广东的所有货物(包括鸦片),迫使西洋商人缴交所有的鸦片。


林大人错误的认为这些西洋商人大部分是好的,
是不想卖鸦片的,就只有一个坏蛋在背后主使,这个坏蛋叫颠地(Lancelot Dent)。
只要把这个人抓了,英国人就不会再卖鸦片到中国了。


所以,林大人在1839年3月22日,把颠地(Lancelot Dent)抓了!


关于林大人抓捕颠地(Lancelot Dent)的方法,也很有中国特色!


在法制社会,如果警察要抓人,会先向被抓者出示“拘捕令”。
但是,在抓捕的过程中,林大人并没有拘捕令,也没有差派衙门的捕快去抓人。
而是用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方法!


林大人对颠地(Lancelot Dent)说:“我一直很喜欢你,没有机会认识你,所以请你来我家喝茶”。
颠地(Lancelot Dent)“受宠若惊”应邀前往。林大人一见这个傻瓜真的来了,就把他抓捕了。
这他么是不是请喝茶的最早版本?滑稽。。。。。。

13
没有公平审判的抓捕

当时大英帝国驻华商务总监、大英帝国的海军队长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t)听说有一个英国公民被清政府抓了,
就去向清政府要人。


因为,在当时的清政府还完全没有fair trial(公平审判)的观念,更没有法制观念。


比如当时,清政府如果听说哪有革命党,就会去村里抓人。
抓到两群人,一群是革命党,一群不是革命党。
衙门在审案的时候,就把他们带到城隍庙,问神明哪群人是革命党。
怎么问神明呢——掷签决定,掷到哪一群人,哪一群人就是革命党,然后全部拉去砍头。
当时的清政府就是这样审案的!


有几次英国人被清政府抓了,就这样被不分青红皂白的给砍头了。


因此,当时如果英国人在中国犯法,须由大英帝国的海军来审理,如果要处刑,也是由大英帝国的海军来处刑。
以确保他们受到fair trial(公平审判)。


于是,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t)跑到林大人的府上说:
“我们的英国公民被你们抓去了,我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请你把他交回来,
我们一定会好好地审讯,如果他犯了罪,我们也一定会处罚。”


而林大人竟然觉得对方自投罗网,把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t)也抓了。

查尔斯·义律(Charles Elliott)是驻华商务总监,等于是代表英国女王的驻华使节,
就这样被林大人简单粗暴地给抓起来了。

林大人之后,又扣留了在广东大概350多个西洋商人,长达47天,
最后,终于逼得这些洋人交出了鸦片、并且全部焚毁。


林大人认为他用这种手段,终于得胜了!
他觉得对付这些“野蛮人”,就要用这种野蛮的手段。
他以为自己得胜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中国人眼中的英国水手是这样的


2018年9月25日星期二

[转]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流浪








 如果驱私济公有效,我们的经济在1978年何至于几近崩溃?
  但不幸中的万幸,78年我们有邓小平挽狂澜于既倒。谁能保证今天废了民企,我们还能再出一个邓小平?
  “韭菜没了,直接砍树”——民间智慧把民企当下的困境概括为砍树,有戏谑夸大之嫌,但说实话,这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树砍了,根还在,旱季过去,终会复萌,一个春秋的轮回而已。
  最可怕的是,这种针对民企的、更接近存量财富分配的折腾,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复重演,会让同一块土地上的“身份”鸿沟越来越刺眼与对立,让家国信仰、民族荣誉、经济信心这些植根人心内里、并捆绑整个民族一起前进的动力慢慢枯萎凋零。这种凋零,会直接打断社会财富创造的核心链条,且绝非一两个春秋的轮回能恢复的,而会是至少三十年、一代人的时间。
  我们有几个三十年可以挥霍?
  1956年中国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公私合营)全部完成。
  (1956年1月,上海工商界公私合营宣讲大会:身上的雍容华贵与脸上的忐忑茫然)

  茅台酒在清末就已年产170余吨,公私合营后各种折腾,它的下一个辉煌期,要一直延至新世纪股份制改造后,中间隔了近一百年。
  回溯过往70年的经济史,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所有制“身份”的僵硬划分与区别对待,硬币的正面是我们的执政基础,硬币的反面,或许恰是我们这个社会资源循环碰撞、摩擦、消耗,社会财富轮回创造、毁灭的一个大坎。
  我们之所以心安理得,隔三差五地把民企拿出来摩擦,敲打,不外乎一个不许争议的理由:所有制。也正是这个出身“身份”的硬梗,间接逼使这块土地上的部分人群一再迁徙,流浪。
  但,事实上,我们所有人上路的初衷(终极目标),一定是这个民族的财富自由与精神自由,而不是任何其他形而上的中间目标。
  换言之,我们能不能放下所有制的“身份”争论,但凡在这个国家之内遵纪守法、勤恳耕耘的企业,就都是“国企”,就都应该给予尊崇、赞赏与荣耀。这个很难吗?
  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国家,我们都生活在共同祖先的土地上,我们一样在挥汗如雨,一样辛苦劳作,我们共同创造财富,没有谁有权力让他人流浪,也没有人应该去流浪!
  草原是个互相支援的生态。草挖了,树砍了,根(心)也死了,平原除了沙化,还有其他的路吗?
  楼兰曾一度水草丰茂,国富民强。但如今,那块土地唯剩死一样的沉寂,以及躺在博物馆成为干尸的楼兰姑娘。
  四、尾 声
  流浪并不可怕,以色列人在外流浪千年之久,但我们看到了今日以色列的欣欣向荣与强大。
  其实最大的忧虑是,我们这个民族,还有没有一种自下而上的整体监督、纠错能力?
  我们这个民族的方向,大多时候都是“上面”说了算,但这丝毫没有阻碍一群卑微且衣衫褴褛的布衣之怒,“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他们以慨然的家国情怀,用自己微弱的荧光,以一种螳臂当车式的悲壮,站立成大众前行路上的路标。从风萧萧兮的荆轲,到我自横刀的谭嗣同,跨越两个千年,络绎不绝于道……
  但,两千年后,我们却活得越来越不像自己的祖先,精致的利己主义与愚昧的盲从主义充斥朝野。
  我是做投资的,刚才有学员问我,为何他认识的几个基金经理都远比我乐观。
  我的回答是:现在的基金经理见过了太多奇迹,而我,见过了太多周期。
  周期本身是一种宿命论,与轮回没有太大差别,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状态。但如果不努力改变社会机器的运行机制,我们可能就不得不接受一次又一次的周期,一次又一次的轮回。
  我生长于江汉平原,那里土地贫瘠,但人心却从来家国天下,所以我一以贯之的追求和祈愿,从来都是庙堂慎笃,匹夫精进,父老欢欣,国运恒昌。我发自肺腑希望自己的国家蒸蒸日上,也发自内心地鄙视和厌恶历史上任何以一己之私绑架民族福祉,误导家国走向的人。
  而这,恰恰会成为痛苦之源。因为事实上,你能看到的经常是一轮一轮毫无新意的轮回,少数人的欢快,多数人的悲苦,而你却无能为力,徒唤奈何。我们如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 只是,我们一直没有摩西,也没有找到属于我们的迦南地。我们这个民族像一群被放逐的赎罪者,去留两难,来往皆苦,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四处流浪。
  如果真有上帝,其实我一直想问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怎样的远方,才配得上我的父老乡亲们这一路的颠沛流离?
  但,我依然会坚持走下去。无论多么艰难,我依然相信人类几千年奋斗的尊严和自由不会消失殆尽,相信我不是心怀信念最孤独的一个,我们依然有被救赎的机会,我们依然可以在洪荒之地看见北斗星,我们会战胜邪恶!
  在座诸位幸运见证了中国取得辉煌成就的四十年,也拥有比普通人更多的财富,更宽广的眼界,也自应肩负起更大职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家国使命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请相信,这会比你只是在夹缝中做大了一家企业有更长远的成就感,而且,你的这些努力,必将惠及你的子孙:你的后代,将生活在一个富足、自由、不分种族、不分身份的强国。
  就像《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的那段话:如果你相信历史长期发展的必然性,那么当你经历了种种失败,年老时回望自己人生,才能平静地接受命运,体会其中的必然,然后静静地等待隧道的尽头开始展现一丝曙光,证明那些企图逆转命运的努力,并非无谓和徒劳。
  七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我以最喜欢的一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做结,送给诸君,自勉并共勉:
  你匆匆老去,
  你的孩子也匆匆成长起来;
  你青春时浇灌的新鲜血液,
  当你年老时仍辉映着你年少的身影
  再次祝福我们的祖国,祝福我们脚下这块命运多舛的土地。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 此貼被狼藉在2018-09-23 15:48重新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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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流浪

  一、
  很高兴能有机会在吴文化的发源地苏州与长江商学院的同学们做个交流。
  在当下这个严峻环境,讲细枝末节的上市、融资已无意义,我会更聚焦家国方向。在我们这样一个资源被高度集中、板结、固化的环境里,在家国、时代大潮流的裹挟之下,任何个体,能动的空间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家国大方向的错位和折腾,于历史、于国家,或许只是一个微小的转身,但于社会,于家庭,则极可能是一代乃至几代人的不堪与不归。
  姑苏本无城,永嘉之乱晋室衣冠南渡后方始兴盛。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可悲的一段时期:山河破碎,战乱不止,汉人如同鼠豚,被大肆驱赶屠杀, 整个汉民族在长达300多年的时间里,被迫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颠沛流离。作为承接汉民族重新繁衍生息核心要地的姑苏,至今一脉相承,只有发展,从无中断,看似吴侬软语,但骨子里其实一直斧钺铿锵,从来就不乏胸怀天下,自荐轩辕者。在此闲话商旅国是,再合适不过。
  姑苏这块土地上最著名,也饱受争议的人,非伍子胥莫属。
  他是从楚都逃亡至此,和屈原都因爱国,一并被后人在端午节祭奠。但他与屈原骨子里其实是两类人。屈原这种人是统治者最钟爱的类型。他们有才能,需要的时候随时可用;他们又有与生俱来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无论怎么虐,都永远爱着君王。挥之即去,召之即来,来则能用,用完随时可弃。这样的人才,谁不喜欢呢?

  同样面对昏君,同样面对国事飘零,伍子胥截然不同。
  他既不盲从,更不旁观,攘臂以上,“生能酬楚怨,死可报吴恩(范仲淹)”。在其父兄被昏聩的楚平王无端杀害后,伍子胥从楚逃亡到吴,成为吴王阖闾重臣。前506年,伍子胥借兵攻入楚都,掘平王墓,鞭尸三百,报父兄之仇。吴国则倚重子胥之谋,西破强楚、北败徐、鲁、齐,成诸侯一霸。
  伍子胥和屈原都不是儒生,在他们的时代里,儒家的影响力还极小,所以不能将他们的忠孝节义观念归结于儒家学说。他们的行为意识里,反映的都是人类天性里永恒的孤独感以及对终极归宿的寻觅。
  在屈原时代,战国乱世已经近尾声,而国家观念则刚刚萌芽。他有朴素的国家主义情结,但囿于历史局限性,他并不清楚国家这个组织的利弊。屈原情感充沛,但个性上并不刚强,他没有韩非、伍子胥那样的决绝与勇气,所以即便被楚怀王父子反复蹂躏,也无法选择弃国他投。一方面,帝室贵胄的血统是他所引以为傲的,楚国是他的精神家园,离开楚地他就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他为楚国朝堂主流所不容,楚国又是他的痛苦之源,留在楚地他又痛苦万分。
  去留两难,来往皆苦,是为无间。
  《涅槃经》有云:受身无间者不死,寿长乃无间地狱中之大劫。62岁的屈原在那个时代里就是长寿之人,而长寿对他来说,就是一场大劫。
  至于伍子胥,他虽然比屈原决绝果敢,但实际上也是无间地狱里备受煎熬的幽魂。
  伍子胥从楚地逃亡,追随的是太子建,他依然期盼太子建能重返故国,为他昭雪沉冤,然而太子建的人品也不过如此。阖闾固然助他复仇,但阖闾也是在利用他的才华去征服楚地。在吴国君主的内心,伍子胥始终不过一流浪客卿。到了夫差时代,这位流浪者的存在感就越来越低,毕竟吴地不是他的故乡。夫差要杀他,这一次他已经没有了逃跑的心境。
  跑出去又如何?难道再借一次兵来灭吴?灭了又如何?周而复始,何时可休?
  不如归去。

  在自刎之前,伍子胥已经将儿子送到齐国,但他没有嘱托他的儿子将来要复仇。假如他真的对那个孩子有所训诫的话,我宁可相信他是嘱托他以后在齐国平静终老,无涉家国。
  对楚国深沉的爱,成了屈原一生的羁绊,而对楚国刻骨的恨,则成了伍子胥一生的梦魇。恨与爱是硬币的两面,它们都是桎梏这两类幽魂的锁链。
  中国人对祖国的情感,就像是屈原和伍子胥的复合体:去留两难,来往皆苦,只得在数千年漫长的岁月中反复煎熬、流浪。
  相对伍子胥的冰冷杀伐,姑苏留给格隆印象更深的,其实是在“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处终老的北宋词人贺铸。
  北宋词人大多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唯贺铸,家国豪迈与儿女柔情并存。唐宋诗词里,被后人模仿最多的,大概就是贺铸写就的那首《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了:“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后人多以为反映的只是诗人路遇佳人而不知所往的怅惘,极少有人能体味到其中对家国、民族命运满腹的忧虑乃至绝望。
  贺铸是宋太祖皇后族孙,生活在看似歌舞升平,实则已风雨交加,大厦将倾的北宋后期,少时就有戍边卫国、建立军功,“金印锦衣耀闾里”的雄心壮志,但朝堂肉食者鄙,魑魅充盈,英雄豪侠不为世用,国土涂炭而无路请缨,人到中年,仍遭朝堂庸碌排挤,沉沦下僚报国无门,晚年愤而退隐姑苏,于城南十里横塘筑企鸿居,藏书万卷,手自校雠,以此终老。
  藏书校书,是无力回天的绝望后做的最后挣扎:纵使国亡了,文化还在。
  500年后,另一个名叫顾炎武的苏州人,在同样经历改朝换代的乱世磨难后,用一段传世文字表达了这种无力存国,唯有保书籍以存天下的救亡情怀:“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卷十三)”
  近代人梁启超用白话文对上文做了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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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我们回到当下。
  在座诸位都是商界巨擘,课前统计,你们名下合计超过了40家上市公司,你们最能感受到经济的冷暖与核心症结。我这有两个词:焦虑与恐慌,你们选谁?
  嗯,绝大多数人选的是恐慌。
  7个月前我给中欧商学院讲课,学员同样是企业家,给出的也是这两个选项,多数人选的是焦虑。
  7个月不算长,却已沧海桑田。
  焦虑与恐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词。焦虑,只是感受到了压力,感觉力有不逮,但整体尚可掌控,仍可作为。恐慌则不然,恐慌是根本无能为力,要么徒劳挣扎,静候时运的摆布,要么逃亡。
  这种绝望的窒息感,很多人会想当然归结为外部,也就是美国人MY战的逼压,但事实上不是。十年前我们对出口的依存度接近70%,但去年这个数据已经降到了10%。去年我们的GDP总量是82万亿,出口贡献8万亿,10%不到。
  根本原因,是国内的抽紧,以及抽紧背后对家国方向的暗示。
  而且这种抽紧,指向几乎都是民企。环保、税收、社保、抽贷……,狼奔豕突,近乎一场定向围猎。
  昨晚晚宴后,一个60多岁的老企业家一边和我沟通,一边垂泪。他说经商这么多年,经历过无数沟沟坎坎,这是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离自己的企业如此之近:他似乎突然之间成了一个被通缉的逃犯,税务、环保、工商、城管、甚至街道,哪里都在找他的茬。为了活命,他企业的负债率已被迫抬高到了自己在梦中都被吓醒的程度,企业如同在钢丝上,一个市场恶意做空,一个银行抽贷,公司就可能随时崩塌。关键这种日子根本看不到头,他预感自己一辈子的心血和财富,可能化为乌有。
  问原因,不外乎两个:一个,前面多年,自上而下都在放杠杆,不放杆杆,你就等着被淘汰。为了放杠杆,他的股权质押了很多,后来股市一跌,不仅得追加质押,而且质押率也迅速降低。二个,现在去杠杆,各种抽紧,税收、环保、社保、抽贷……,源源不断,互相补刀。国企有免死金牌,不受影响也不会在意这些,但作为民企,没一刀躲得过,而且越抽紧,反而越要借债——作为弱者,除非一心就死,否则大概率会压上更大的赌注,一辈子的心血,总希望苦苦扛着,期待能熬过去,哪怕要借高利贷,哪怕从此没有归路。
  谁又想束手就死呢?
  问题的可怕之处在于,在民企,这绝非个案,而是普遍现象:只是为了活下去,在市场利率持续走高的背景下,中国民企的整体负债率在过去18个月里竟反而越来越高,斜率也越来越陡峭,与国企的整体去杠杆天壤之别(见下图)


  与此对应的是,过去三年,民企的财务费用支出也如影随形,大幅上扬(见下图。提请注意,含着金钥匙的国企与央企,其财务费用增速,在整个2016年奢侈到为负数):

  这意味着,民企作为一个整体,为了不被脚下的滔滔洪水冲走,他们选择了自己把脖子伸进水面上的绞索——都是死,但绞索的死,或许能缓那么一丁点。这也意味着,无论我们嘴上在说什么,但我们多年任性发钞、上杠杆狂欢的买单者,事实上锚定了民企。
  这并不令人吃惊。过去三年中,各地方政府在经济层面主要做了两件事:
1、一是通过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将企业利润在不同体制的企业之间调配;
2、二是通过棚改,将债务杠杆在居民部门和非居民部门之间调配。
  前者化解了大批煤钢国企过剩的死局,排掉了十几万亿信贷和几百万产业工人的地雷;后者将天量的三四线地产堰塞湖灌给了欢天喜地的扛鼎老乡,拯救了银行和地产商。

  这是两项教科书级别的操作,如果不考虑对契约、产权、效率等市场经济桩基的长远腐蚀,其意义并不亚于一场中型对外战争的胜利。
  但,生之绚烂的背面,是死之残酷。在这块土地上,任何改革的收益或者成本,从来都不是均匀分布在每个人头上的,“肉烂在锅里”其实也是分红锅、白锅的。“供给侧”也好,“棚改”也罢,再美丽的辞藻,再复杂的舆论,也逃避不了一个本质:取与舍、保与压,都有明显的倾向性。政府对强势国企的补贴和保护,造成的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是经济最大的硬伤之一,且已经把一众民企逼到了一个不投靠、不被收编,几乎就活不下去的境地。
  重点不是什么国运之争,也不是什么保护民族产业,是利益之争。
  如果把时间聚焦到更近的2018年前7个月,这种“国进民退”的速度,在数据上体现得更为惊人(见下图):

  上表是规模以上国企、民企今年前7个月的收入增速对比,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从官方公布的2018年收入及同比增速(上表红框第一列),看起来都不坏:无论民企还是国企,增速都还不错,形势一片大好。
  但统计局明显犯了个错误:忘了把去年的同期数据隐藏起来。
  如果稍微费点功夫,把同样是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同期数据找出来,再算同比,你会发现,除了国字号企业的营收是增长的,其他企业的营收其实全部是负增长(见上表红框第二列)。
  利润增速上差距更是惊人: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实际同比增速漂亮的28.46%,私营企业利润增速则是—27.87%,集体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更是惨不忍睹的—51.73%(见下表):
  正常的营商竞争与优胜劣汰,已完全无法解释这种国企、民企之间极端诡异的两极化。询问了一下统计局的朋友,解释说是调整了统计口径,去年同期还活着,但今年已死去的民企,直接从统计的分母中拿掉了。
  这无疑是一个比民企经营举步维艰更令人悲哀的消息。我手头并没有权威的过去12个月民企倒闭家数的数据,但从上表利润增速做简单的初等数学倒推,就能大致算出,要死掉多少,才可能让这个群体的利润同比负增长超过50%?
  数字冰冷,但数字说实话。
  今年以来,不断有人高调宣扬消灭私营经济,最近还有人一本正经提示《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很多朋友拿着这篇文章,忧心忡忡问我怎么办,其中尤以民营上市公司老板为多。尽管我一再安慰他们,从文章看,这就是一篇精神错乱的文革檄文,与严肃的研究根本不沾边,更不会代表政府的意思。历史不可能开倒车,这个作者大概率也是和另一个某小平一样,不学无术,腹内草莽的哗众取宠之辈,根本无需在意。
  但仍有诸多人追问:如果他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太监代言,言人所不能言呢?
  这时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个nobody的一段胡诌,能让一众企业家吓得战战兢兢,惊弓之鸟一样随时准备拔腿开溜,那这个经济生态已恶化到什么程度了啊?
  尽管有官媒随后澄清,但民企隔三差五就被拉出来敲打的现实会让诸多人高度惊恐和警惕。事实上,所有人都明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杀气腾腾、令人胆寒的离场论、消灭论能堂而皇之登台,并引发全社会的震动与惶恐,绝非偶然。
  但,问题在于,民企占到了中国企业总量的90%以上。
  如果在一块土地上,90%以上的企业,都只是随时可能被放逐的流浪客卿,那么,谁才是主人?我们又指望谁在危难时期挺身而出,共度时艰?
  宋元丰六年,受“乌台诗案” 被贬谪到岭南荒僻之地的诗人王巩北归京师,苏轼前往探望,巩出歌妓柔奴劝酒。苏轼戏问一路跟随王巩流离多年的柔奴:“试问岭南应不好?”,柔奴坦然答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心若不安,纵是故乡,亦成他乡。
  三、
  在座诸位都算这个社会的精英,如果我们聚集于此,只是为民企鼓与呼,视野和格局就未免狭窄和低漏了。立心当为天地,立命当为生民,我更想和大家探讨的是,我们这个民族众多人心无所依的流浪感,所自何来?
  所以,我们从现实白描,回到形而上的理论研究。
  我已很久、很久不做深度研究文章了。一是现实与预期越来越大落差的沮丧,二则因为已完全无需研究。
  常识和公理,需要研究吗?
  本来有桥,需要去下河摸石头吗?民企才是社会财富创造的核心与主力,这需要争论吗?人类财富创造上,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这需要争论吗?制度比人要靠谱,这需要争论吗?权利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这需要争论吗?
  但我们会争论,而且一本正经地争论,而且是十几年、数十年,经年累月地反复争论。争论的核心焦点,则集中在所有制,以及不同所有制的主、客身份上。
  如果单纯只以所有制来分主客,国企完胜。但,如果我们以为社会整体做的贡献为维度,我们大概率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中国国企占有了超过70%的资源,创造了不到30%的GDP。而改革四十年,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至少50%的GDP,60%的税收,70%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哪怕是在定向收紧的供给侧改革高峰年2017年,民营工业企业也以19.6%的整体净资产收益率,完胜国有工业企业还不到10%的净资产收益率。如果民企随时可能被清算,被流放,全社会的整体得失,还会有第二种结果吗?
  往事并不如烟。1956年全面公私合营后,绝非偶然地,自此之后中国经济一路下行,到1978年中国GDP仅占全球的1.8%,国民经济几近崩溃
  如果驱私济公有效,我们的经济在1978年何至于几近崩溃?
  但不幸中的万幸,78年我们有邓小平挽狂澜于既倒。谁能保证今天废了民企,我们还能再出一个邓小平?
  “韭菜没了,直接砍树”——民间智慧把民企当下的困境概括为砍树,有戏谑夸大之嫌,但说实话,这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树砍了,根还在,旱季过去,终会复萌,一个春秋的轮回而已。
  最可怕的是,这种针对民企的、更接近存量财富分配的折腾,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复重演,会让同一块土地上的“身份”鸿沟越来越刺眼与对立,让家国信仰、民族荣誉、经济信心这些植根人心内里、并捆绑整个民族一起前进的动力慢慢枯萎凋零。这种凋零,会直接打断社会财富创造的核心链条,且绝非一两个春秋的轮回能恢复的,而会是至少三十年、一代人的时间。
  我们有几个三十年可以挥霍?
  1956年中国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公私合营)全部完成。
  (1956年1月,上海工商界公私合营宣讲大会:身上的雍容华贵与脸上的忐忑茫然)

  茅台酒在清末就已年产170余吨,公私合营后各种折腾,它的下一个辉煌期,要一直延至新世纪股份制改造后,中间隔了近一百年。
  回溯过往70年的经济史,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所有制“身份”的僵硬划分与区别对待,硬币的正面是我们的执政基础,硬币的反面,或许恰是我们这个社会资源循环碰撞、摩擦、消耗,社会财富轮回创造、毁灭的一个大坎。
  我们之所以心安理得,隔三差五地把民企拿出来摩擦,敲打,不外乎一个不许争议的理由:所有制。也正是这个出身“身份”的硬梗,间接逼使这块土地上的部分人群一再迁徙,流浪。
  但,事实上,我们所有人上路的初衷(终极目标),一定是这个民族的财富自由与精神自由,而不是任何其他形而上的中间目标。
  换言之,我们能不能放下所有制的“身份”争论,但凡在这个国家之内遵纪守法、勤恳耕耘的企业,就都是“国企”,就都应该给予尊崇、赞赏与荣耀。这个很难吗?
  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国家,我们都生活在共同祖先的土地上,我们一样在挥汗如雨,一样辛苦劳作,我们共同创造财富,没有谁有权力让他人流浪,也没有人应该去流浪!
  草原是个互相支援的生态。草挖了,树砍了,根(心)也死了,平原除了沙化,还有其他的路吗?
  楼兰曾一度水草丰茂,国富民强。但如今,那块土地唯剩死一样的沉寂,以及躺在博物馆成为干尸的楼兰姑娘。
  四、尾 声
  流浪并不可怕,以色列人在外流浪千年之久,但我们看到了今日以色列的欣欣向荣与强大。
  其实格隆最大的忧虑是,我们这个民族,还有没有一种自下而上的整体监督、纠错能力?
  我们这个民族的方向,大多时候都是“上面”说了算,但这丝毫没有阻碍一群卑微且衣衫褴褛的布衣之怒,“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他们以慨然的家国情怀,用自己微弱的荧光,以一种螳臂当车式的悲壮,站立成大众前行路上的路标。从风萧萧兮的荆轲,到我自横刀的谭嗣同,跨越两个千年,络绎不绝于道……
  但,两千年后,我们却活得越来越不像自己的祖先,精致的利己主义与愚昧的盲从主义充斥朝野。
  我是做投资的,刚才有学员问我,为何他认识的几个基金经理都远比我乐观。
  我的回答是:现在的基金经理见过了太多奇迹,而我,见过了太多周期。
  周期本身是一种宿命论,与轮回没有太大差别,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状态。但如果不努力改变社会机器的运行机制,我们可能就不得不接受一次又一次的周期,一次又一次的轮回。
  格隆生长于江汉平原,那里土地贫瘠,但人心却从来家国天下,所以我一以贯之的追求和祈愿,从来都是庙堂慎笃,匹夫精进,父老欢欣,国运恒昌。我发自肺腑希望自己的国家蒸蒸日上,也发自内心地鄙视和厌恶历史上任何以一己之私绑架民族福祉,误导家国走向的人。
  而这,恰恰会成为痛苦之源。因为事实上,你能看到的经常是一轮一轮毫无新意的轮回,少数人的欢快,多数人的悲苦,而你却无能为力,徒唤奈何。我们如同出埃及的以色列人, 只是,我们一直没有摩西,也没有找到属于我们的迦南地。我们这个民族像一群被放逐的赎罪者,去留两难,来往皆苦,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四处流浪。
  如果真有上帝,其实我一直想问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怎样的远方,才配得上我的父老乡亲们这一路的颠沛流离?
  但,我依然会坚持走下去。无论多么艰难,我依然相信人类几千年奋斗的尊严和自由不会消失殆尽,相信我不是心怀信念最孤独的一个,我们依然有被救赎的机会,我们依然可以在洪荒之地看见北斗星,我们会战胜邪恶!
  在座诸位幸运见证了中国取得辉煌成就的四十年,也拥有比普通人更多的财富,更宽广的眼界,也自应肩负起更大职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家国使命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请相信,这会比你只是在夹缝中做大了一家企业有更长远的成就感,而且,你的这些努力,必将惠及你的子孙:你的后代,将生活在一个富足、自由、不分种族、不分身份的强国。
  就像《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的那段话:如果你相信历史长期发展的必然性,那么当你经历了种种失败,年老时回望自己人生,才能平静地接受命运,体会其中的必然,然后静静地等待隧道的尽头开始展现一丝曙光,证明那些企图逆转命运的努力,并非无谓和徒劳。
  七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格隆以最喜欢的一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做结,送给诸君,自勉并共勉:
  你匆匆老去,
  你的孩子也匆匆成长起来;
  你青春时浇灌的新鲜血液,
  当你年老时仍辉映着你年少的身影
  再次祝福我们的祖国,祝福我们脚下这块命运多舛的土地。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2018年9月22日星期六

[转载]贸易战: 朝廷最不想让你知道的真相

        在2005年小布什当总统时,中国和美国就发生过一次贸易争端。那时中国稍微一强硬,美国就后退了。所以中国才会在这次贸易争端开始时极端自信,极端强硬,以为可以故伎重演,吓退美国。但现在中国困惑地看到,不论中国如何嘴硬,甚至启动大规模关税报复措施,美国的立场仍然毫不动摇,而且反而步步紧逼。

为什么这两次美国的表现如此天差地别?

中国人都认为美国在贸易战中对中国提出欺人太甚的要求,事实上是这样吗?

川普上台以前就对北约、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发出严厉指责,说他们占美国的便宜,上台后真的就对这些国家加征关税。川普的这些举动在中国人看起来似乎是分不清敌我: 跟中国全面较劲已经够美国忙一阵子的了,还同时向自己的铁杆盟友开火,他是不是疯了?

然而奇怪的是,墨西哥、加拿大和欧盟谁都没有对川普说“你TMD是不是有病呀?” 相反,欧盟没有说任何难听话,首先让步,保证增加购买美国产品,包括天然气和大豆。墨西哥紧跟其后,安照川普的条件和美国签署了新的北美贸易协定。加拿大加入这个新协定也是早晚的事。

是大家都屈服于川普的淫威了吗?

要回答上面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必须从二战后美国的战略布局说起。

二战中所有国家都大伤元气,唯有美国的国力如日中天。二战结束时美国的GDP超过全世界GDP总和的数倍,美军光航母就三十六艘,可以同时击败全世界所有国家,把整个地球纳入美国版图。到1960年,二战结束十年了,日本和西欧国家的经济已数倍于战前水平,但美国的GDP仍然超过他们GDP的总和。然而美国没有乘机从任何一个国家攫取一寸领土,抢夺一吨矿产资源,包括二战中的死敌德国和日本。相反,美国实行马歇尔计划,对西欧(东欧拒绝)、日本已及韩战后的南韩进行大规模金融和工业援助,金额相当于今天的2000到3000亿美元。马歇尔计划持续四年,结束时,欧洲的经济就已经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

为什么美国这样做呢?他有三重考量:

第一个考量:如我前面所说,基督教讲究博爱助人,作为一个严格信仰新教的国家,美国人民是世界上最乐于助人的人民。对于他们来说,拿出自己零花钱来帮助别人脱贫致富是何乐不为的事情。

第二个考量: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逼中国和自己通商。发达工业国家把自己的富足建立在对外通商的基础上。当别的国家繁荣富足时,他们就可以大量购买我们的产品,我们也可以向他们购买我们自己不想做或不能做的产品,彼此互补。这是工业国家最喜欢的境界。

所以从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就已经不再对攫取别人领土感兴趣了。因为你攫取别人领土必将引起原住民的常年反抗,你必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甚至生命去镇压,镇压的结果必然是占领区无人投资,工商业停滞,民生凋零,自然没有购买力去买你的产品,相反你还不得不向该地区输血,而且你不断修桥补路,游击队不断地炸桥毁路,你的输血还将是长期的大出血。

相反,如果你与他们和平相处,帮助他们富足起来,他们管理好自己的国家,不用你花一个人一分钱,每年他们还大量购买你的产品,大批来你这里度假花钱,这不是无本万利的事情吗?

不错,别的国家经济科技发达了,竞争力高了,确实可能对你的产业构成竞争压力。但国与国之间谁的科技和产业更发达,完全拼的是体制,只要你体制健全合理,你完全没必要担心。

一个健全的有竞争力的创新体制必须做到如下五点:

(1)科技创新得到保护,有人仿冒侵权,体制会立刻让他得不偿失;

(2)科研和加工体系完善、水准高,你可以使用的实验室、可以求助的专家和咨询机构、为你研制、加工零部件的工厂都是一流水准,所以你从事创新的起点就高;

(3)各行各业都有大量一流的科技和商业人才供你来雇佣,帮助你实现创新,以及从创新向大批量市场化的转换;

(4)有完善的金融系统和融资渠道,你能够轻易获得创新和市场化所需要的资金;

(5)有健全的、大规模的产业链,使你能够迅速为你的创新找到大规模的应用对象,迅速把创新转化为批量产生的利润。

如果你有这样完善的创新体制,那么新技术新产业就会层出不穷。来自其他其它国家的新技术新产业的竞争只可能成为激励和启发你不断创新的动力,而且别人的新技术还可能为你所用。比如法国的某家公司发明了激光快速扫描成像技术,美国的某家公司就利用该技术发明了自动驾驶汽车的路况识别系统。这就是彼此互利的良性竞争。美国的创新体制无疑是世界上最完善的,所以他不怕来自如何国家的竞争。

第三个考量:经济富足的国家必定民生安定,百分之九十九都会走向民主(只有中国是个例外)。而贫穷则是动乱和独裁的孵化器,纳粹党就是因为德国一战后民生凋零导致政治动荡,人民渴望有力政府,才得以上台的。所以,在美国看来,让欧洲日本南韩富足起来是稳定世界格局、促进民主化进程、防止第二个东条英机和希特勒出现、阻止共产势力扩张的关键战略。

基于上述三个考量,美国不仅在马歇尔计划中对其他国家给予大量经援,而且在关税和汇率政策上给予优惠。比如直到今天欧盟仍然对美国汽车征收10%的关税,而美国只对欧盟汽车征收2.5%的关税。比如美国邮政对来自国外的物品的收费比类似物品在美国国内邮寄的收费还要低27%。美国还长期容忍其他国家维持本国货币对美元的低汇率。这会增加这些国家进口美国产品的成本,降低美国进口这些国家产品的成本,从而导致美国增加进口这些国家的产品,减少向这些国家的出口。这就是美国几十年如一日的贸易逆差的由来。

为什么美国会几十年如一日,容忍甚至主动实行这种不利于自己的经贸关系呢?

我们知道,同一种产品生产销售的数量越大,单件产品的生产成本越低,产品售价就越低,就越有竞争力。日欧经济在战后的废墟上起步时,国内消费需求低,生产规模低,产品不成熟,单件产品的生产成本高。而美国由于其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和制造工业,其产品的产销量极大,质高价低。如果日欧不对美国产品建立起关税壁垒,那么美国大量产品在日欧倾销,必然全面压制本地工业。本地工业低迷,就业率必然低迷,民生自然低迷,既无力购买美国产品,又造成社会动荡,给共产势力提供见缝插针、挑起动乱、扩大影响的机会。这种结果自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所以美国才会在战后容忍甚至支持日欧韩对美国产品建立起贸易壁垒,又把自己的国内市场对这些国家的产品敞开大门,以国内市场的强大购买力拉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帮助他们走向繁荣富足。

历史证明了美国人眼光的远大。二战后西欧、日本和南韩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慷慨援助和一边倒的经贸关系的惠顾下迅速崛起,民生富足,国力强盛,政治上走向完善稳定的民主制度。日欧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崛起并没有扼杀美国的科技和产业,相反,美日欧在良性竞争的互惠互动中,形成了一个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和人文文化上彼此依赖、互补、相互促进的多赢局面。面对共产主义铁幕下民生惨淡的中国、北韩和东欧,日本、南韩和西欧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稳定力量,在政治、军事上有效地狙击了共产势力的影响和渗透。来自北韩的冒着死亡威胁常年不息的脱北人流,2015年电影《间谍桥》中展现的冒死翻越柏林墙投奔西方的东德人,还有中国一直到今天都在进行的、最近反而愈演愈烈的移民潮,都宣示了人心的向背。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也延续了同样的思路:一个繁荣富足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个思路从二战前一直延续到2012年中国新帝登基。中国人不断听到美国的这个表述,但总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从来都以为是口蜜腹剑,其实他说的完全是真心话。二战前日本入侵中国,美国要求日本退出中国,并因此对日本发起了石油禁运。日本本土包括其在中国的占领区都基本不产石油,日本的库存石油用一天少一天,所以日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屈服,退出中国,放弃他们在日俄战争中通过血战获得的满洲利益,从此告别他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要么孤注一掷对美开战,攫取东印第产油区。由于日本的军政府缺乏民主机制,清醒但不悦耳的声音被压制,日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这才有了美国的参战和轴心国的战败。如果美国对中国灭亡无动于衷,那么日本绝不会主动攻击美国,美国就不会参战,那么紧密合作的日、德、意轴心国必然在世界上大行其道,中国上空到现在都可能还飘扬着膏药旗。

所以美国是中华民族的救命恩人。

即使是在中国恩将仇报,在韩战中与美国作战,造成美国37000人阵亡,并有史以来第一次被迫在没有获胜的停战协议上签字之后,美国也没有改变他对中国的一贯思路。1958年,韩战停战刚刚五年,中国大跃进导致大饥荒,美国向中国表示愿意无偿提供数十万吨粮食,帮中国的饥民度过难关。中国外交官回答:“什么?你们搞错了吧?我们很富足呀!倒是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随时可以向你们提供十万吨粮食的无偿援助!” 美国人苦笑走开,中国三千万人饿死。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武装冲突后,苏联决定对中国大举使用核武器,以为美国在韩战中遭受如此大的损失,一定会乐见,于是事先通报美国。美国先是通过华盛顿邮报刊登文章警示中国,然后又对苏联提出严厉警告:“美国将苏联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视为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攻击,苏联核导弹升空之时,美国就会对苏联展开大规模核报复。” 中国也随即展开人口和工业能力的大规模疏散。所以苏联才放弃了大规模核打击中国的计划。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美国正是基于对战后日欧的同样的思路,不愿意美国极具竞争力的产品倾销中国摧毁中国工业,希望中国在富足以后能够走向政治清明,才会一方面容忍中国对美国产品构筑起森严的壁垒,强迫进入中国的美国公司缴出其技术,另一方面又对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大开绿灯。正是因为这个一边倒的优惠政策,中国才有了改革开放之后的迅猛发展,才能每年对美国有5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建立起巨额的外汇储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同时与世界其他地区都是贸易逆差:因为其他地区没有美国对中国的这种一边倒的优惠政策!

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这种输血性质的优惠政策只能适用于对方比自己小很多穷很多的状态。时过境迁,到了1985年,日、德、英、法已经成长为完善强大的经济实体。当时美元当时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严重高估,导致美国产生巨额贸易逆差,经济受损,失业率上升,无法继续承受下去。于是美国就和这些当年的受惠国商量,大家一起签订了一个“广场协议”,商定美元对这些国家的货币贬值,达到合理的水平。这个协议并没有完全实现美国对其他签约国的完全对等,只是稍微缓解了一下美国的负担。比如欧盟至今都在对美国汽车征收四倍于美国对欧洲汽车征收的关税。

这里我必须走题,谈一下“广场协议”四年之后日本的经济崩溃和其后的”失去的二十年“,因为只要任何人一谈美国在经济上扶持别国,中国的一知半解的小粉红们必定会引用日本在1989年的经济崩溃,把它说成是美国通过“广场协议”用心险恶地摧毁日本经济的证明。如果美国用心如此险恶,为什么这些国家都签了这个协议?美国又没有用枪顶着他们。真正的原因是大家都觉得昔日慷慨帮助我们脱贫的恩主现在被我们拖累得够呛,现在我们都强大起来了,该是少揩些他的油的时候了。还有,为什么同时签协议的英、法、德国的经济就没有进入失去的二十年?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了,导致大量热钱涌入,德国采取的对策是紧缩货币,防止经济过热。但日本做的正好相反: 大量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贷款利息,希望籍此鼓励创业,增强日本经济的竞争性。但人们拿到了钱却都用来炒房地产了,结果日本房地产价格火箭般一路飞升,泡沫最高时,东京一城的地价就高于全美国所有城市和广袤国土的地价,而美国的国土面积是日本东京的4283倍!日本经济泡沫化到了如此程度,四年以后的破灭就成了必然。

为什么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没有像美国历次经济危机之后反弹,以至于日本人哀叹“失去的二十年”?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在政府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全力支持下吹得太高了,一旦破灭之后,除非再次狂吹泡沫,不可能再接近当初的高度。第二,不像美欧通过大量接收移民保持人口增长,日本不愿意接收移民,所以日本人口持续下降。虽然人均GDP在泡沫破灭之后快速上升,但国家GDP却再也无法接近1989年泡沫顶点的水平。所以日本人的失落感才会在二十年里挥之不去,跟美国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现在回过头来继续谈贸易战。

到了小布什总统的2005年,美国刚刚打完第二次海湾战争,年度贸易逆差创历史新高,达7000多亿美元,形势非常严峻。这里面除了进口石油的2500亿美元,下一个大头就是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所以美国政府迫切希望能和中国像和当初的“广场协议”签约国一样好好商量,采取一些措施适当减轻美国的负担。但中国可不像日、英、德、法那样知道感恩,立刻跟美国翻脸,以贸易战相威胁。我们在中国是不是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好心人让穷亲戚长年白住自己空置的房子,有一天好心人自己要用房子了,要穷亲戚搬出去,结果穷亲戚马上翻脸,不择手段要死要活地闹。你去中国当这样的好心人,十有八次会落得如此下场,弄不好你的穷亲戚还可能弄死你。我身边直接认识的人里面,这样恩将仇报、贪得无厌的例子就有两起,而且还都是大学毕业的在一线城市里有房有车的中产阶级!

有这样的民,才有这样的国。

结果美国很马上就后退了。于是中国就以为美国老百姓傻大头,吃不得苦。其实美国还是沿着原来的那条思路在考虑:如果中国允许美国的企业与中国企业公平竞争,那么中国政府依赖的腐败低效乌烟瘴气的国企一年之内就会垮下去,中国的经济会崩盘,中国会陷入动乱,文革之类的极左势力会抬头,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相反,如果允许中国继续走向富足,根据美国的历史经验,人民富足了必然追求话语权,中国会最终走向民主。正是基于这个考量,美国才会后退,并在后来的12年里听任中国继续大规模挣美国的钱。

到了2017年,中国从美国挣钱的规模已经从2005年的每年2000亿美元到了每年5000亿,美国因此欠下的债务已经从2005年的GDP的一半上升到超过GDP,同时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到了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地步。所以川普才会对欧洲、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一齐施压,要求对方把针对美国的贸易壁垒降到和美国对等的程度。就是说,“我们给你们输了几十年血了,你们现在强大了,我们没有能力继续了,以后大家公平竞争吧。” 因为美国理直气壮,川普才会如此强硬,欧洲、加拿大和墨西哥才会迅速让步。

因为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人心都是肉长的。

试想,如果以前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就已经是公平合理了,现在美国忽然又粗暴地提出过分的要求,欧盟现在的实力已经和美国平起平坐了,他们为什么会立即让步呢?不合逻辑是不是?就算是欧盟因为某种原因不得不对美国忍气吞声,当中国试图在贸易战中联欧抗美时,有人替他们出头了,他们还不赶紧和中国合作?再退一步,就算是美国的淫威让欧盟连有人替他们出头时都不敢反抗,欧洲是彻头彻尾的民主体制,总免不了有某些报纸出来谴责美国、同情中国吧?但实际发生的是,欧洲没有任何同情中国的声音,对中国联欧抗美的建议断然拒绝,反过头来就和美国一道向WTO投诉中国。

中国孤家寡人的地位,难道不是昭然若揭吗?

美国通过贸易战对中国施压,希望达到三个目的:

1. 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2. 停止强迫外国合资企业缴出知识产权。
3. 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

前两条的原因浅而易见,合情合理,但第三条似乎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凭什么干涉?我前面不是说美国欢迎其他国家经济富足,科技发达,不怕竞争吗?那他为什么反对中国的2025计划?

因为中国2025计划的核心,是一方面继续通过不平等贸易大规模积累资金,削弱美国国力,另一方面利用这些资金扶植中国的关键产业,通过保护主义和大规模补贴排除国际竞争,然后通过对外大规模低价输出而摧毁欧美竞争。就是说,谁也别想来我们国内和我们竞争,但我们却要去你们国家去倾销,把你们的工业压垮。

你看看美国的巨型企业比如波音、谷歌、苹果、亚马逊,人家都是自己从零开始,通过与全世界最强的竞争对手公平竞争,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体制优势一步步走出来的,没有得到政府任何补贴和保护。只有这样诞生出来的企业才是真正有竞争力的、长期站得住脚的企业。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美欧日科技产业彼此良性竞争互惠共赢的局面。如果“中国制造2025”成功了,那么美欧的科技产业都将遭受很大的打击,而中国的科技产业因为不是通过公平竞争,而是通过贸易保护和大规模补贴起来的,必然像中国的众多国企一样腐败低效结构不合理,一旦中国陷入经济危机,政府无力继续扶植,甚至被迫开放市场,这些产业必定在国际竞争下轰然倒塌。

就是说,“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损人不利己,与世界同归于尽的路数。

就好像另一个“几千公里沿途大撒币”政策。几千万亿中国人民的血汗钱撒出去,绝大多数撒了币的国家欠下巨款,财政状况恶化,腐败加剧, 反华情绪高涨。大马前总理家里搜出来的中国给的美金得用车运,巴基斯坦前总理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我贪的都是中国给的钱,对国家又没有害处!“

明眼人都知道,自新帝上台,新朝所有的大招,无一例外全是这种与世界同归于尽的路数。

面对美国第二次合情合理的要求,中国依然像那个穷亲戚一样。当初加入WTO的几十条承诺除了五天工作制一条以外,其他一条也不兑现,而且便宜永远也占不够,你不让我继续占了,我就扎你车胎,砸你窗户,到四邻说你坏话,甚至跟你玩命。大家仔细看看新朝发布的那几条“豁出去了跟美国死磕”的声明,里面哪里看得见一丝一毫感激的痕迹!

为什么美国这次不让步了?他彻底寒心了。美国是中国唯一的恩主,这些年中国积累下的巨额外汇储备百分之九十都来源于美国,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却想尽一切办法去伤害美国,通过投资、留学生、孔子学院大肆进行文化渗透,盗窃从航天到种子各行各业的知识产权,暗里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大肆进行黑客攻击,窃取军事技术就罢了,连中立国瑞典和红十字会等中立组织也不放过,最近还盗走了几十万美国政府雇员的数据。经过那场全国上下的大辩论,美国现在再没有任何“亲华派”了,他们彻底明白了,中国越是富足,中国老百姓对新朝庭的支持越大,洗脑越彻底,中国对美国的敌意和伤害越大。

这是一条喂得越壮反噬你越狠的狼。

所以美国现在针对中国的措施紧锣密鼓,一条条出台,新朝以前行之有效的把戏,比如买几架波音客机,在故宫里面请吃饭,许下各种根本不打算兑现的诺言,现在统统失效。

500亿关税,紧接着2000亿关税。限制中国人赴美。对付孔子学院。限制中国在美投资。战舰闯南海岛礁,穿台湾海峡。B52战略轰炸机数次逼近海南岛。台湾旅行法。高官访台。台湾军队赴美国训练。台湾官员首次进入美国联邦机构(蔡英文参观美国宇航局)。

新朝手忙脚乱了?别急。用丘吉尔的话讲,这不是结尾。这甚至不是结尾的开端。这只能说开端的开端。用中国人的话说:好戏还在后头。

心里充满恶,到头来必定在恶上绊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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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说明:偏听则暗 兼听则明。文中有些说法的确有待商榷,但是大部分观点还是很新颖的。另外本文感情色彩较重。刺激到某些人了,在此表示抱歉。至于五毛就不给你们道歉了,因为这篇文章,你们工资又涨了点你们还要感谢我。最后,修正了文中国土面积的错误。

2018年8月27日星期一

出租车司机杀人无人关注,网约车司机杀人沸反盈天!差别咋恁大?

出租车司机杀人无人关注,网约车司机杀人沸反盈天!差别咋恁大?


2017年3月11日下午4点26分,邵婵和不满5岁的儿子从青岛城阳区某超市门口搭乘王志远驾驶的鲁UT04**出租车前往城阳区某小区。因在未到达目的地时,被要求提前支付车费引发争执。

王志远恼羞成怒,驾车驶向他处。后将邵婵拖下出租车,持石块朝其面部击打数下,又持石块朝邵婵之子头面部击打数下,致邵婵和其子当场死亡。

6月21日,出租车司机王志远被法院一审认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听闻此等惨案,实在令人震惊。多大仇多大恨,出租车司机仅仅因为车费问题,就砸死乘客,连带其无辜的孩子!

 


虽然冷血残忍的出租车司机,已经付出法律代价,但就像受害者家属说的,“官司是赢了,可我们的心也碎了。法律就是法律,虽不解恨但也只能将凶手惩戒至此了。生命已付出惨痛的代价。我希望这个血案能引起大家对安全乘车的重视,提高警惕,安全出行。”

说到安全出行,对于一个文明社会来说,理当是唾手可得的公共品。可惜,总有极端的个案发生,刺激人们脆弱的神经。

对此,我们固然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但也要有一颗平常心。过度解读的背后,除了带来更多的社会成本浪费,很可能还有不必要的公众恐慌。当然,“避免过度解读”需要诉诸人们的理性,而非刻意的信息不公开,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新闻下面有网友留言,“如果这是网约车司机,又要引发行业震动了吧。但因为是出租车,就变成了个案。对新行业的歧视成为迷雾,让舆论人云亦云。”

是啊,人们很难不拿此案与空姐案相比。假如此案发生在滴滴身上,情形会怎样?批评早就铺天盖地了吧?空姐案发生后,很多人都曾发表感慨“还是出租车安全”,其实,只是他们并不知道更为恶劣的出租车惨案罢了。

论恶劣程度,出租车司机砸死母子乘客显然更为恶劣。但一年多前发生的案件,直到一审宣判才为人所知,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此案似乎并未引起舆论足够关注,甚至连个出租车公司的名字都没有。

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别呢?是否网约车天然容易引起舆论关注,而出租车天然不受舆论关注?显然不是。看得见的迥异结果背后,大概一个有人在不嫌事大地拼命拱火,而另一个有人在以地方维稳名义拼命下压。

对公众而言,这些力量是我们所无法改变的,你所看见的,很可能只是他人想让你看见的。所以,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少做价值判断,多做事实判断。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没那么容易做出,具体到细节的事情本身究竟如何才是最有意义的。

打着爱国口号骗钱的企业,可能正在毁掉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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